王鞏百科介紹

王鞏簡介

　　王鞏，字定國，號清虛居士，北宋著名詩人、畫家。王鞏官位不高，但他一生勤於寫作，著有《隨手雜錄》、《甲申雜記》、《聞見近錄》、《王定國詩集》、《王定國文集》、《清虛雜著補闕》等書，以其正直的品格和豪氣真情，活躍在北宋中後期的政壇上，為時人所敬重。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八月，時任徐州太守的蘇軾因“烏台詩案”被捕。蘇軾的好友王鞏也受到牽連而被處置。御史舒亶奏曰：“（蘇軾）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陰同貨賂，密與宴遊。”於是時任秘書省正字的王鞏不久便被貶到賓州（今廣西賓陽）去監督鹽酒稅務。

烏台詩案

　　在20多個“烏台詩案”案犯中，王鞏是被貶得最遠、責罰最重的。這使蘇東坡很內疚，說：“茲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王鞏被開封府差役押往賓州之前，蘇東坡去看望他，還為他作了送別酬唱《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一云：　　欲結千年實，先摧二月花。　　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涯。　　久已逃天網，何而服日華。　　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棲霞。　　王鞏在賓州期間，蘇東坡還給他寫過很多書信，一再表示王鞏因自己而無辜受牽連，遭受了那么多苦難，他感到很是內疚很難過。蘇軾還在《王定國詩集敘》中說：“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五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幾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蘇軾勸王鞏不要灰心，並建議他用“摩腳心法”對付瘴氣，“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遠在嶺南賓州的王鞏為了安慰蘇軾，則在給蘇軾的回信中大談道家長生之術，說自己正在賓州修行。蘇東坡還很喜歡廣西的丹砂等特產，便從黃州致信對王鞏說：“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親密之情溢於言表。　　除此之外，王鞏與蘇軾的書信更多的是交流詩詞書法繪畫心得。蘇軾說：“（定國）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志與得道行者無異。”一次，王鞏寄書蘇軾，蘇軾看後直感嘆道，“定國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窮困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兩名落拓名士“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的赤子之心由此可見一斑。　　桂林太守幾時行，泛汴桃花浪已騰。　　目極雲陰低遠樹，夜寒風急亂春燈。　　有研究說，這首膾炙人口的《寄桂州張諫議和永叔》就是王鞏在賓州的作品。事實上，王鞏居賓州而不為貶謫縈心，卻“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王定國文集敘》），他寫下《論語注》十卷，秦觀還特地為之作序。可惜的是，成書於明朝萬曆年間的《賓州志》，對王鞏謫官南疆賓州有簡單的記錄，卻獨不見王鞏的詩作。筆者費力頗多，也找不到更多王鞏在賓州的作品，真可謂詩蹤迷茫，遺憾啊。

王鞏之戀——柔奴

　　王鞏家中原養有好幾個歌女，其中一位複姓宇文、名曰柔奴者最是眉清目秀、蕙質蘭心。王鞏定案後，家奴歌女紛紛散去，惟有柔奴一人願意陪伴王鞏共赴賓州。賓州的僻遠、路途的艱辛柔奴並非不知，但忠誠的她毅然與王鞏一同踏上了前往賓州的道路。

王鞏與柔奴

　　從1079年12月到1083年10月，王鞏與柔奴一起在賓州生活了三年多。王鞏在賓州潑墨吟詩，訪古問道，柔奴則歌聲相伴，溫柔慰藉，催促奮發。後來，王鞏奉旨北歸，得以宴請蘇軾。蘇軾發現雖遭此一貶，王鞏不但沒有通常謫官那種倉皇落拓的容貌，還神色煥發更勝當年，性情更為豁達，不由疑惑：“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里五年，面如紅玉。”在逆境中，王鞏精神不倒，技藝大進，著述不絕，“尤為坡所折服。”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免於沉淪？王鞏笑了笑，叫出柔奴為蘇軾獻歌。只見窈窕的柔奴輕抱琵琶，慢啟朱唇，輕送歌聲。蘇東坡以前也見識過柔奴的才藝，如今覺得她的歌聲更為甜美，容顏也更紅潤，看來賓州的水土真是養人啊！王鞏告訴蘇軾，這幾年來多虧柔奴陪伴他在南疆僻嶺的賓州度過了寂寞艱苦的歲月。蘇軾試探地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則順口回答：“此心安處是吾鄉。”沒想到如此一個柔弱女子竟能脫口說出如此豁達之語，蘇東坡對柔奴大為讚賞，立刻填詞《定風波》一闋：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編者按：其實，這句話並不是柔奴首創，白居易有詩云：“無論海角於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卻足見柔奴是個知書達理的女子）　　此曲傳開後，“點酥娘”柔奴在京城的名聲大噪！王鞏與柔奴的賓州之戀也流傳開來，成了堅貞愛情的古典詮釋。《古今情海》就將王鞏的此次官宦沉浮及其與宇文柔奴的愛情載記下來，流傳後世……

對三槐堂王鞏及其子女的考究

　　王鞏在北宋中後期的歷史上，是一個很活躍的人物。這倒不是因為他在政壇上春風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氣，以及與蘇軾兄弟的真摯友情，都為同時代人所欽重。而且他一生勤於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傳至今的人。王鞏先祖的一生，包括生平、仕宦、事跡、性格、妻室、子女、功德等等。經本人認真地詳細地查資料、閱史冊、考宗譜，據多方摘錄史冊資料、推算曆代紀年、反覆論證、探研；從整個歷史觀點、年齡時間段於以分析和考究。　　一、從王鞏的生平與仕宦述評　　王鞏，字定國，號介庵，自號清虛居士，王旦之孫，王素第四子。他的生卒年，據（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記載：“王定國素為馮當世（京）所知，而荊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宗，荊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荊公愕然，不覺退立。”這是說王鞏與神宗俱生於戊子年，此年為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其卒年，據（清）王國棟《王氏宗譜‘三槐王氏’》卷一記載：“卒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則其享年應為七十歲。歷宦通判揚州，可權知宿州，仕右朝奉郎、後宦止宗正寺丞。　　據（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記載；王鞏年輕時，“篤學力文，志節甚堅，練達世務，強力敢富”。上書言事，多切時病。特為大臣吳充、馮京所器重。　　王鞏入仕，是靠恩蔭，補為校書郎。累官大理評事，遷太常博士。北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四月，坐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追兩官勒停。不久，又復為秘書省正字。　　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坐借趙居兵書，追兩官勒停。熙寧十年，築清虛堂於其居室之西。據（宋）蘇轍《欒城集》卷二四載，蘇轍為之作《王氏清虛堂記》。　　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十二月，敘復太常博士。但不久，又“坐與蘇軾交通，受謗訕文字不繳，又受王詵金，謫監賓州（今廣西賓陽）鹽酒稅”。當時王鞏的官職還是“秘書省正字”，因御史舒宣奏言：蘇軾“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朗同貨賂，密與宴遊”。據（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六之一○記載；“蘇軾被貶官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還牽連了一批人。、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由司馬光推薦，擢力宗正丞。十月二十五日，他上疏論“宗室疏遠者，不當禰皇伯、皇叔。言者摭其疏，指為離間宗室，除揚州通判”。據（宋）蘇轍《欒城集》卷二八記載，蘇轍為作《制詞》云：具官萊，亦故相之子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九“注”云：王鞏於是年十一月十六日“通判西京”，那么，王鞏為揚州通判，應在任西京（今河南洛陽）通判之後。擬或有西京之命而未赴任，又改任揚州。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二四載: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二十六日，“前通判揚州王鞏知海州（今江蘇淮安）”。同年六月八日，又改知密州（今山東諸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詔王鞏罷知密州，送吏部”。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觀。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五載：元祐五年（1090年），“起判登聞鼓院”，又為御史朱光庭所攻，“詔鞏別與差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四載：元祐六年正月，“右承議郎王鞏用蘇轍、謝景溫薦，除知宿州（今安徽宿縣）”。制詞為劉敏所作，詞云：有地千里而長百吏，發政施令，良民足以馴養，猾吏足使畏服，有志之士，知其可以有為，莫不願之矣。以某等通敏用務，付之專城之寄，符離、吳興又東南之奧壤也，思所建置，以副休命。　　據（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記載：但這次任命，王鞏依然沒有做長，到六月八日，“鞏罷宿州”，“十月六日，鞏責”。這次罷職仍然是因為被人攻擊，只好依舊管勾太平觀。“改朝奉郎，管勾鴻慶官”　　哲宗紹聖初（1094年），謫簽書榮州（今四川榮縣）判官廳公事。紹聖中，王鞏在蘄州（今湖北蘄春），至於是何官職，則不可知。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因經常上書議論朝政，“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一直到元符三年才歸來。　　徽宗建中靖國（1101年）’，王鞏“復朝散郎”，用為河南通判。　　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王鞏被“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秋，“按事永安縣”。九月己亥（十七日），朝廷大興黨禍，（元）脫脫《宋史》卷一九《徽宗紀》記載：“籍元裙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在“余官”中，就有王鞏。在“侍從”中，有王鞏的從侄王古。此後，王鞏的事跡據（清）王國棟《王氏宗譜·三槐王氏》卷一云：“黨籍興，再貶廣西。犬觀中，例還，遂致仕。晚年徙居高郵（今江蘇高郵）。”看來，王鞏最後應是終老於此的。馬永卿《元城（劉安世）語錄》云：“王鞏定國多識前言，往乃服林靈素丹藥，暴得疾苦。”據（清）黃宗羲、金祖望《宋元學案》卷九九《宗丞王先生鞏》記載：“王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得疾焚死”，不知如何改變。但王鞏得享高年，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二、從王鞏的一生事跡述評　　王鞏一生雖然豐富多彩，據（清）王國棟《王氏宗譜·三槐王氏》卷一記載:被稱為“文採風流為一時所宗”，但在仕途上卻始終磕磕絆絆。（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評其：“跌宕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頗不容於人，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論，故終不顯”。對王鞏評價分歧最大的是他在揚州判官任上。劉摯曾經就王鞏的事論說：“通判揚州，在任皎皎當事，府賴以治，更謝景溫、王安禮二守皆相歡喜。”史稱“在官無過”，但安鼎、姚動在王鞏知宿州時，卻論列王鞏“在揚州日，交通州吏馬守珍，逾違公事”。為此，他在宿州的差使也沒有能幹多久。這些人攻擊他的另一藉口是他在揚州有“少年之過”。劉摯這樣說，蘇轍也說：“（王）鞏之所長，人所難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是何“少年之過”？諸人未明言，朱光庭曾云：王鞏“頃為揚州通判，以私用刑而得罪去”，似乎是王鞏少年使氣任性，耍公子哥兒的脾氣吧。　　王鞏善應對，紹聖初，陳次升曾“累章劾章惇”，哲宗對章惇寵替不衰，故奏章都被留中。（元）脫脫《宋史》卷三四六《陳次升傳》　　說：“章惇文字勿令絕。”陳次升向王鞏請教，“鞏日：‘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日：‘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　　王鞏喜上書，議論朝政，在當時也很有名，雖曾為此屢次吃大虧，但賦性不改。早年“上書言事，多切時病”。據（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載：從賓州歸來後，“言事如故”。據（元）脫脫《宋史》卷二九七《孔宗翰傳》記載：哲宗初立，高太后主政，求取直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這次上書，為王鞏帶來了好運，從此為司馬光所知，並且，“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司馬光曾對蘇軾稱王鞏“忠義”，並“親書與鞏簡帖，與鞏往複議論政事”。司馬光還曾對另一大臣李清臣，“稱鞏之賢”。王鞏後因上書論宗室事，被斥貶。到哲元符元年，朝廷甚至來了個算總帳，“坐元祐中及元豐末累上書議論朝政，欲盡變先朝法度，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可以說，上書論政帶給他的多是災禍。　　王鞏得到很多人的賞識，如前所言馮京、司馬光，蘇軾兄弟更是對他青眼有加。丞相劉摯甚至與之結為姻親，為子娶王鞏女。宰相呂大防也“愛其才”，當王鞏對除知海州不滿意時，特改王鞏知密州。其餘黃庭堅、秦觀、王安禮、謝景溫亦都喜 與王鞏交遊。但，朝臣中還有不少人對王鞏有看法，前述王安石說他是“孺子”；除知宿州，為安鼎、姚勐所彈；受蘇軾牽連貶賓州，也是有人看不慣他；為宗正丞，被指離間宗室；判登聞鼓院，被朱光庭執奏“未協公議”，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記載：“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棋局。未幾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直到最後算總帳，被“除名勒停”，可謂毀譽不一，榮辱不等。　　三、從王鞏的人品性格述評　　王鞏平生最讓人稱道的事有兩件，反映了王鞏的胸襟氣度和灑脫不羈的名士性格。　　第一件事頗能反映王鞏名士風流的一面。王鞏與蘇軾兄弟相識時，風華正茂，詩作的好，書法也很有造詣，故蘇軾特別賞識他。南宋羅大經云：“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亦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 ．　　王鞏的詩為蘇軾所激賞，張邦基也曾作過記述：“王定國持詩與東坡，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泰）見而笑日：‘定國亦難作交代，只是且權攝耳。’”　　（元）脫脫《宋史》卷三二○《王素傳》附。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蘇軾知徐州。王鞏時年三十歲，第二年秋季到徐州訪蘇軾，過了十幾天飲酒賦詩、快樂似神仙的日子。“與客游泗水，登魑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日：‘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這件事宋人廣為流傳，成為文人雅集的典範。　　第二件事是因受蘇軾詿誤，被貶監賓州鹽酒稅。據（元）脫脫《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記載：宋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知湖州。言官何正臣、舒壹、李定等摭拾詩文表章中語，彈劾蘇軾攻擊新法、謗訕朝廷。這其實是朝廷內部黨派的鬥爭，蘇軾只是反對派藉以發難的藉口。御史台派人到湖州逮捕蘇軾，“逮赴台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因高太后救解而神宗也愛重其才，到十二月庚申（二十八日），才釋放出獄，（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轉押前去”。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　　據（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記載：蘇軾被貶，牽連了許多人，其中王鞏被貶監賓州鹽酒稅。這次貶謫，對王鞏而言，遭遇堪悲，“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 但在廣南生下了王皋。他仍然心胸坦蕩，“安患難不戚於懷”。許多朋友對此讚嘆不已，包括蘇東坡，也十分感慨。王鞏奉調回江西後，首先就是把在嶺外作的詩歌數百首，寄給蘇軾，讓蘇軾品題。蘇軾在《王定國詩集序》中說：“定國以余故得罪，……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洽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嘆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日：‘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嘆，自恨知人之淺也。”（宋）蘇軾《蘇軾全集·文集》卷二九《辨舉王鞏札子》說：“（王鞏）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愈厲。”　　（宋）黃庭堅《山谷篥·內集》卷一六《王定國文集序》記載，黃庭堅在為王鞏的文集作序時說：“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恩為言，郁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九，劉摯說王鞏“坐事，竄南荒三年，安患難，一不戚於懷。歸來顏色和豫，氣益剛實。此其過人甚遠，不得謂無得於道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王定國趙德麟》記載：“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里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欽服。”　　不僅王鞏能如此，王鞏歌兒宇文氏，也讓蘇軾大為嘆賞：“王定國歌兒日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宋）蘇軾《蘇軾全集·詞集》卷二。蘇軾特為之作《定風波》詞云：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這件事，反映了王鞏憂樂不戚於懷的寬廣胸襟，這是他能在艱難困苦之中，不被壓倒而得以生還的原因。　　王鞏生活的時代，正是北宋中期熙豐變法前後，社會矛盾、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變法和反對變法的黨爭也非常激烈。王鞏作為一個有見識的士大夫，不可能不關注這場變革，也不可能不在其中有所作為。從他來往的朋友和王安石對他的態度看，王鞏是不贊成變法的，在這一點上，他與蘇軾兄弟的政治主張是相同的，這是他們深厚友誼的基礎，也因此而博得司馬光的讚賞。他的正直的品行與操守，使他的宦途殼滿了坎坷。熙豐年間，他同情舊黨而受牽連；元祐，他又置身於朔、洛、蜀黨爭之間而無法自拔，最終因與蜀黨之友誼而飽受艱辛流放之苦。　　蘇軾說“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稱其賢，寄以“復興大任，對王鞏而言，這是最好的讚揚了。　　四、對王鞏妻室及其子女的考究　　王鞏。（1048—1117年）王旦之孫，素公之四子，字定國，號介庵，自號清虛居士。鞏歷宦通判揚州，可權知宿州，右朝奉郎，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後宦止宗正寺丞。其生年，據（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記載：王鞏與宋神宗同生於慶曆八年（1048戊子年），其卒年，據《王氏通譜》記載：為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歲。據《宋史》懿敏公列傳、（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三槐王氏通譜》記載：鞏生六子一女，奇、時、由、皋。鞏娶副氏生王奇；娶張氏（張方平之三女）生王時、王由；續妾生王皋；鞏還有兩子（名不祥），在貶謫監賓州鹽酒稅時“一子死於謫所，一子死於家”。一女適劉跂，據（元）脫脫《宋史》卷三四○《劉摯傳》記載：“王鞏婿劉跂，字斯立，東光人，元豐二年進士，官朝奉郎。其父劉摯，字莘老，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仕至宰相，是神宗、哲宗時期的名臣。　　王奇，（1068—1112年）副氏所生，出嗣王厚公為子，字守鈞。據脫脫《宋史》記載：奇生於北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戊申年）十二月初八日，卒於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四十五歲。原配金氏，繼娶曾氏，生二子，倓、作。長子王倓“字靜夫。生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己巳三月初一日。舉茂才，為太學博士、通判澶州，兼判西京勾院事。四遷至朝議大夫，贈紫金魚袋。卒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己亥，年三十一。贈光祿少卿。配嚴氏，贈餘姚縣君；繼邊氏，封陳留郡君。子二，道、隨”。二子雖皆生於北宋，然主要生活於南宋。（清）王國棟《王氏宗譜·三槐王氏》云：“王道登政和二年（1112年）莫儔榜進±，除秘書郎，歷龍圖閣直學士，扈高宗南渡”云云。次子王作，“字仲連，宋尚書屯田員外郎”。　　王時，（1073—1127年）字叔永，號尚夫。生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癸丑正月初八日。元符中舉茂才，諫議大夫任伯雨表請為宣教郎。卒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丁未七月十一日，年五十五。配宋氏生一子，顏；繼配上官氏（龍圖閣待制均之女）生三子，華、熙、然。見（清）王國棟《王氏宗譜·三槐王氏》卷一。王顏，“字東輝，少穎悟，為宗正公所鍾愛，不幸微疾早逝”。“公配傅氏，夫死守節，無子，養侄惇為嗣”；王華，“字邦輝，生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癸酉三月初三日。溫恭尚義。屢以秀才薦舉，為國子學錄，流寓潁上”。 “配馮氏，子二，惇、性”；“繼蔡氏，子二，度、志”。四子皆入南宋。且以惇繼王顏，志繼王然；王熙，“太常博士”。後南渡定居；王然，“字季輝。生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己卯閏九月初七日。明經貢，授迪功郎，歷朝奉大夫”。後南渡。卒於孝宗時期。“配胡氏，贈碩人，無出，繼兄華四子志為嗣。妾生一子，學之。”王志、王學之，生北宋末年，主要生活於南宋。　　王由，字季長，宋迪功郎，住湖北，配趙氏，生一子，謨。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記載：“都尉王詵為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雲禁中”。　　王皋（1081—1156年）行四四，字子高。官至殿帥府太尉、晉柱國太傅（從一品）.世居汴京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祖籍山東大名莘縣。宋兵部侍郎、晉國公王祜之玄孫；魏國公、文正公之曾孫；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懿敏公王素之孫；太常博士、宗正丞、定國公王鞏之第四子也。皋公生於北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辛酉二月初二日，卒於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丙子九月十七日，享年76歲，葬於江蘇蘇州益地鄉。生子三：易、鐸、胤。原配趙氏生易、鐸，繼娶邢氏生胤，懼累贈國夫人。伯易，字吾置，襲父爵，其子孫遷居太倉（崑山）之東沙，後散居于海虞、澄江、常熟一帶，世稱為三沙王氏東沙支始祖；仲鐸，字吾伍，留居荻川，其子孫散居於泰州、蘭陵一帶，世守荻扁父業，世稱為三沙王氏中沙支始祖；季胤，字吾曾，淡漠名利，性好遊歷，後分居無錫沙頭白龍山下（位於南方泉、金雞山、白龍山、鳳凰山一帶），世稱為三沙王氏西沙始祖。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己酉三月，王皋祖攜全家隨從孟太后南渡，路過荻扁（蘇州荻川、荻溪），見地濱湖，土肥地厚，遂把家小居姑蘇荻川。皋祖南渡時，牢記曾祖王旦公關於“凡我子孫先代世系必六十年一修，百二十年再修”的教誨，將王氏家譜連同木刻版牃裝了數車，一起南運。幾天后因隨駕至臨安有功，太后聞其名，溫語獎諭，禮賜有加，遂封殿帥府太尉，高宗皇帝賜宅於建康（南京）,一處宅所以示獎勵。同年遷居南京應天府（即南京應天府上元縣尚書巷尚書里）。　　南宋高宗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兩次護駕有功，賜晉柱國太傅。後因與時政不和，金屢侵犯，康王主和議，高宗聽信議和派的主張，放棄北伐，決定與金議和並定都臨安。皋祖後來見南宋朝廷腐敗，收復中原無望，無力回天，慨然長嘆曰：“西湖一窪水，何足濟天下事，吾亦從此逝矣”。遂棄官隱居蘇州陽城西之荻扁。高宗念其有功，多次詔令他還朝做官，他均以體弱多病推辭。正如太尉公碑記載：“六百年來，邱隴巍然，譜載長洲縣下十七都三圖床，字圩東，原子孫敘族守護誠閥閱所，僅見略敘，所由以見，篤生之不偶雲。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世稱為太原三槐三沙王氏南渡蘇州始遷祖。”　　“政和初，敘錄世蔭，補修武郎，為修武校尉，遷武略將軍。靖康末，造斥……拒叛賊張邦昌，屢遭困辱。後扈隆裕太后駕，從南行，累立大功，加輔國將軍，拜殿帥，進太尉，予世職。忤權貴，遂致仕。隱居姑蘇之荻扁，為無錫縣三沙王氏之始。詔贈柱國太傅”。“配趙氏，繼配邢氏，封汝南郡君。生三子，易、鐸、胤。”　　五、對考究王鞏到底有幾個兒子質疑的見解　　對三槐王氏家族的重視，可以說從宋代就開始了。宋朝是一個崇奉文教的社會，重文輕武，三槐王氏家族的光耀，正是這種國家政策和社會風氣鑄造出來的。王氏代有聞人，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注意，有不少士大夫為之寫碑誌或墓誌，文人筆記中，也有不少篇幅，記敘三槐王氏家族的遺聞軼事。　　關於《中華王氏家譜研究通訊》總第42期，王元根先生髮表的《三槐堂王鞏有二十多個兒子嗎?》一文，元根先生已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地調查和探研。在收集時發現當誤的問題，本人在文中對有些已作了考證與分析，並加注了編者按，這種精神是值得借鑑和學習的。我就元根先生的文章也進行深讀、探討和考證《史記》，綜上所述。有關“三槐堂王鞏到底有多少個兒子”的疑問？史冊完全無載，主要見諸於各種《譜牒》。而民間口頭相傳多有舛誤，或重名、重字名；或生卒相同，是否同人同名、或同人不同名；或父名相同，子名不同；或張冠李戴時有出現；承望不足徵信。因而如何從史料的來源、可信程度上加以分析辨別，去訛存真，就成為王鞏家族研究中需加重視和解決的問題。　　家族史的研究，是一個特殊的領域，一班把它歸屬於社會史的範疇。作為一種範式，在具體的研究上，還是離不開傳統史學的基本方法，如考證、推理、演繹、歸納等。　　在研究歷史問題上，有些歷史只能是個迷，無法解開。所以說，歷史是複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為今天的人來探討和考證歷史，力求真實，也無法真實起來。當然，不是提倡有意去作假，也不應該作假；更不能抱有莫衷一是的態度。只有下功夫，去閱史書、尋譜牒、查資料。以《史記》來證明，力求真實，符合歷史。在這個問題上，只有靠大家互相理解，在時間上、理念上，相互認同，相信而成；統一起來，作一個權威性的結論，就可以了，就是真實性了。本文擬就此進行一些探索，提出了一些粗淺之見解，以就教於識者。文中不妥之處，懇請專家學者、宗親長者、同仁志士、誠望不吝指正。　　註： 徽宗政和二年，始有“修武郎”之名，即原來的“內殿崇班”，卻無“修武校尉”之名，只有昭武校尉或御武校尉。也無“武略將軍”的名號，只有“武略大夫”。至於“輔國將軍”，實際上是“輔國大將軍”正二品，為武散官第二。“太尉”一職為政和新置，武階之首。見《宋史》卷一六九《職官》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