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百科介紹

生平簡介

　　申時行祖父從小過繼於徐姓舅家，故時行幼時姓徐，中狀元後歸宗姓申。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第一，授修撰，歷任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以文受知於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曆五年(1577)，由禮部右侍郎改為吏部左侍郎 ，翌年三月兼東閣大士，參與機務，不久又升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進少傅兼太子大傅、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成為朝廷首輔。申時行老練穩重，熟諳政術。張居正改革弊政時，保守派紛紛被罷官貶謫，因時行“蘊藉不立岸異”，反而步步升官。　　萬曆十一年成為內閣首輔後，政務寬大，能容納人，世稱長者。然務承帝旨，不能有所匡正，一切務為簡易，“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為相九年，於萬曆十九年告老還鄉。直至萬曆四十二年，神宗還派行人存問，詔書到蘇州，時行已逝世。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謚“文定”，賜葬吳山之陽。《四庫全書總目》說“其相業無咎無譽，詩文亦如其人”。　　申時行五十七歲離相位，1614年七月十九日（8月23日）八十歲壽終，二十多年間，時與故人遺老流連吟詠，文藻婉麗。《明史》有其傳。著作有《書經講義會編》、《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大明會典》、《召對錄》、《綸扉奏草》、《申定公賜閒堂遺墨》、《申文定公集》等。二子亦有文名。

首輔申時行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 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曆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至久。現在身為首輔，他仍然擔負著規劃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稱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而純系出於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摺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彩緞若干匹。不論屬於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為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於史冊。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了解國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於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於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勛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御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20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冑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臚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御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幾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幾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鑑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責問或指斥講官，則屬於失禮。即講官準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復的妙法，即“一腳踢到樓上”——這些盡忠的講官經常被升遷；其所任新職，則十九又在邊區遠省。　　申時行現在不是講官，而是經筵負責人，執掌全盤的計畫。他的辦公地點是文淵閣，坐落在午門之內。在辦公時間內，皇帝和他的首輔相去不過1000米。但是這1000米，也是全世界距離最長的1000米。這種距離不在於官寢和文淵閣之間有重重疊疊的門牆和上上下下的台階，而在於除了早朝和講讀外，皇帝已極少接見大學士。他們之間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於紙頭書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傳聖旨；直接宣召大學士面商國事，但在申時行任首輔期內，已屬絕無僅有，平均一年不過一次。至於皇帝親臨文淵閣，在本朝歷史上則已經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淵閣的正廳供奉孔子像。兩側有官舍四間，另有閣樓，乃是保存書籍檔案的地方。閣前不遠有東西兩排平房，是為書記人員抄繕檔案的辦公室。以這些房屋作為我們龐大帝國的神經中樞，似乎過於樸素；但是和國初相比，則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當年草創伊始，文淵閣真的是一間亭閣，為皇帝職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見時歇足之處。以後擴充官舍，增加圖籍，又輔之以吏員，才規模大備，可是它的性質仍非片言隻語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與文官集團間的聯絡處，也像各部院以上的辦公廳；有時又像皇帝的顧問室，或是調解糾紛的超級機構。總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則，施用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把實際問題抽象化。例如經過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布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因為本朝法令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即令有時對爭執加以裁處，也只能引用經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為依據。　　在文淵閣辦公的首輔申時行的內心深處，不可能對經筵產生與眾不同的興趣。講書的時間既長，典禮也過於呆板。參加這種儀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過一段悠長枯燥的時間，等到經史講完，書案依次撤去，參加的人員魚貫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頭如儀，然後才能盼來這經筵之“筵”。此即在左順門暖房內所設的酒食。這酒食為光祿寺所備，各官按照品級職務就座；其中的講官、展書官及抄寫講義的人員，則又就座於同階官員之上。　　身為首席大學士，經筵監督者，申時行有責任使全部程式和諧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現倦容，或是講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員失禮，他都要引咎自責。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為什麼他一個人要繼續堅持經筵必須不斷舉行？難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樣憎恨這令人折骨傷筋的節目？按理說，他對經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為他就任今上講官之前，早就擔任過先皇隆慶的講官。在文華殿前的花崗石上，他匍匐了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塊的特點。經筵的令人厭倦之處，他比別人有更多的體會。然而首輔申先生忠於職守，仍然在兢兢業業地維護這個傳統節目。在對待早朝的問題上，他也持同樣的態度，堅持不應斷輟。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風凜冽的嚴冬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時行就聽到過官員在早朝時互相訕笑，說是某人的白臉已凍成大紅，另一人的紅臉又變為漆黑。申閣老深知他在這種情形下，堅持早朝的不斷舉行，必將使自己成為朝廷上不受歡迎的人物。　　公曆1587年，時為萬曆十五年，申時行52歲，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幾年之前，他即已鬢髮蒼蒼，現在身為首輔，位極人臣，又有張居正前車之鑑，為什麼他對一切還要那么認真而不聽其自然呢？這又是說來話長。　　本朝治理天下，禮儀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臨天下，具有最高的權威，實因無意之所歸。天意必須通過億萬臣民的信念而體現出來。皇帝和他的大臣，經常以莊嚴美觀的形式舉行各式各樣的禮儀，又為鞏固這種信念不可或缺。無數次的磕頭加強了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的意義；而他親自主持各種禮儀，更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制，即受傳統的道德所節制。儒家經典的教條愈簡單平淡，就愈要加強學習，接二連三地聽來講去，藉此加強我們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凍天寒，溽暑蒸人，我們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鍛鍊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親耕，看來有很明顯的象徵成份，但象徵不一定就是虛偽。如果所有參加典禮的人都相信這種象徵，而決心以行動促其成為現實，這又是何等壯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經筵，其目的更直截了當，它表現了皇帝和大臣們堅決地在經典和史籍中尋覓最有效的方法，以達到大同之治。　　正是對上述意義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時行更不能無愧於中。因為他所盡的心力，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有事實為證：1586年的新秋，23歲的皇帝降下諭旨，說他早晨起床後突然感覺頭暈膨脹，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經筵、日講；而且所謂停止，又無時日的限制。12個月以後，這頭暈腦脹，又奇妙地重複出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剛剛說完精力不支，宦官卻傳出了萬歲爺在紫禁城內騎馬馳騁的訊息；接著又有人說他試馬傷額，不想讓廷臣看見。訊息傳開，禮部的一位官員就奏上一本，規勸皇帝保重玉體，並注意他身為天子的職責。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來一套不能臨朝的諭旨，據他自己說，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氣過旺，服用涼藥，涼藥壓火抵於足部，發生奇癢，因之搔破皮膚，行走不便。然而與此同時，宮內卻又傳出皇上飲酒過多，夜間遊樂過度，與妃嬪交往過切如此等等的訊息。　　這自然會使申時行感到傷心。他曾寫信給朋友訴苦，說他處於無可奈何的境地。他還寫詩責備自己的無能：“王師未奏康居捷，農扈誰占大有年？袞職自慚無寸補，惟應投老賦歸田！”意思說軍隊沒有打勝仗，農民沒有享豐年之福，可見他自己位居高官，對國事毫無貢獻，自應退休，返里歸鄉。然則申時行並不真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在發完牢騷之後，他仍然抖擻精神，繼續執行他首輔的職責，攤開奏本，用楷書端端正正地寫上，請求陛下以社稷為重，保養玉體，但是經筵決不可長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經筵講到70歲仍然堅持不息。他同時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勢艱難，“上了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　　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懂得為臣之道。如果皇帝說他的問題在腳癢，首席大學士就一定要相信這問題在腳癢。更應該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這么多的語句細訴他的困難，這就不失為可喜的現象。所以看來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經筵不致耽擱太久。好在新的講官和展書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夠出席，經筵可以立即繼續舉行。而且他還考慮，如果皇帝覺得早起困難，則不妨把早朝和經筵的時間稍稍推遲。這些問題都屬於可以通融之列。　　申時行之被任為首輔，似為一串意料之外的機緣所促成。　　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後，繼任者為張四維。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張閣老的父親也不幸去世。當時自然不能再來一次“奪情”，張四維只能離職丁憂。在此離職期間，申時行代理首輔。但是張四維本人在居喪將要滿朝的時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較申時行資深望重的大學士馬自強和呂調陽也已病死，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時行官居首輔已4年。他自稱未老先衰，其實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沒有丁憂的顧慮。他為人溫和謙讓，沒有幾位前任那種趾高氣揚的姿態。王世貞所作《內閣首輔傳》稱他“蘊藉不立崖異”，就是說他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幟。這一評價在恭維之中寓有輕視的意味。而申時行的溫和謙讓，卻也始終沒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風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後被捲入爭端，進退維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準退休。　　申時行由張居正的推薦而入閣，表面看來，這一點對他關礙不深，因為1582年前後，在中樞出任要職的幾乎全部為張居正的私人。申時行和張四維不同，他以才幹取得張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諂媚見用。在張居正死後，他承認張居正的過錯，但並不藉此誇大前任的過失，作為自己執政的資本。其間差異既為同僚所深知，也為皇帝所了解。　　申時行和其他絕大多數的大學士一樣，出身於政府中執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門。1562年，他在299名殿試及第的進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狀元，並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後他在翰林院任職達15年，官至侍讀，並升轉兵部及禮部侍郎，在職僅7個月，即被命為大學士。他和張居正、高拱一樣，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職。　　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 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時行（當時他尚未姓申，仍襲用外祖徐姓）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渙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時行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翰林院的官員替皇帝撰寫誥敕，誥敕的接受者總是孝子賢孫，同時也是眼光遠大的父母或是能夠周濟鄰里領導地方的正人君子。執掌文墨與教育的官員也向皇帝反覆說明，為人君的職責是在使人民在豐年得以溫飽，凶年不致填於溝壑。他們也要闡明三代以來的王道至今依然適用，即一個良好的政府務必選賢任能，同時在社會上提倡誠信與和諧。總而言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於具體的技術問題，例如一個蠻夷酋長當撫當剿的得失，使黃河水道南移或北遷的利弊，邊區茶馬交易折換率的調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於各地總督巡撫的範圍，他們理應提出建議。按本朝傳統，所有的建議仍當奏請皇帝批准。然則用人適當，各地總督巡撫都是眾望所歸，他們的建議，也必為上策佳計，所有奏請，必然會得到批准。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問題仍與道德問題不可分離。　　翰林學士在執行職務期間，既已接受道德倫理的薰陶，而有條件精研各種檔案，則為增進技術能力的捷徑。在1578年被任為大學士之前，申時行參與修撰嘉靖和隆慶兩朝實錄和《大明會典》。這種編撰工作，必須要把歷年所有因革的檔案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並加檢討，正是訓練培養內閣大學士的最好方法。現在的首輔申時行，被同僚一致譽為“老成”。這種概念與實際年齡無關。他52歲，比次輔許國小8歲，也比三輔王錫爵小一歲。他的老成來自長期處理各種人事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布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繫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於饑荒鋌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於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於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1100多個縣令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輔申時行看來，縱使國步艱難，政府的辦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識判斷。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幾個月都見不到皇帝一面，他們就很難維持信心，認為皇帝陛下對各種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開，他們即會懷疑他對是非善惡可能已經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竇即生，他們就很難再盡忠竭力。這也就是“四書”劈頭所述的“誠意”至此已經不能維持。這種情況，就是所謂“上下否鬲，中外睽攜”，如果繼續下去，鋌而走險的農民決不會止於三千，白蓮教徒也一定會越來越多了。　　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在本朝歷史上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多數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識，他們屬於純技術人員。即使是高級武官，在決定政策時，也缺乏表示意見的能力，偶或有所陳獻，也絕不會受到文官的重視。　　在申時行充當首輔的年代，全國文官的總數約為20000人，其中京官約占1／10。當他們朝會集合時，就出現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現象。他們的朝服為薴絲羅絹所制，四品以上為紅色，五品以下為藍色。朝冠系紗制，側帶兩翅；朝靴黑色，靴底邊上徐以白色的膠漆。腰帶並不緊束而是輕鬆地懸在腰間，上鑲玉、犀角以及金銀等方塊，所以在陽光之下閃爍不已。　　官員們的品級由“文官花樣”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稱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樣總是繡著兩隻鳥，鳥的品格和姿態則因級別的高低而異。如一品官的花樣為仙鶴翱翔於雲中；三品官的為孔雀，一隻著地，一隻沖天；至九品官則為鷓鴣二隻，彼此都在草叢中覓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級不用鳥而用猛獸來表示，依次為獅子、虎豹、熊羆等等。監察官員亦稱“風憲官”，雖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樣卻不標品級而誘以“獬豸”。這是傳說中的一種猛獸，能辨善惡。它對好人完全無害，但當壞人接近，它就一躍而前將其撕為碎塊。還有極少數的文武官員，包括宦官在內，可以由皇帝特賜繡有蟒、飛魚、鬥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貴又在其他花樣之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申時行於1585年即由萬曆賜予蟒袍。　　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最低級的考試合格者稱為生員。生員應三年一度的鄉試，合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參加在北京的會試殿試，合格者稱為進士。舉人得授九品官職；進士得授七品官職。此處尚有監生、貢生等名稱，也都可以經過一定的途徑得到官職。總之，科舉制度以各種考試的辦法選拔人才，考來考去，全國的讀書人被網羅而應試的總數當在百萬以上，其中文理通達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他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無數的祭文和墓碑，可為例證。這些文章多有出自兒子或丈夫的手筆，其中歌頌母親或妻子給他們的贊助扶持，文句悱惻動人，情節也真實可信。皇帝賜給臣下的誥命，也針對這種感情上的需要，恩賜榮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還有規定：本人可以辭去誥命而轉封他們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獲得誥命的先輩早離人世，也無礙於授予。舊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鐫刻著新的榮譽的墓碑；畫師可以根據生者的口述畫出死者的遺容，畫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經眼。這樣對祖先表揚，也是對子孫的策勵。這些借命又可以傳之百世，作為後人楷模。所以辭去自身的恩命而轉封於先輩，實為一舉兩得。首輔申時行深深了解其內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輔許國代呈，辭去他本人應得的升遷，而以相等的榮譽表揚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於這些社會背景，文官們自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團。京官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說。他們無例外地從小熟讀“四書”。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釋，既為官方確定，奉為正宗，則他們也早全盤接受，因之對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為一致。他們都知道施政出於仁民愛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憐恤之心。一個有教養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對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盡力使其他人能獲得他們的需要和發揮他們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來度量。即便是最為嚴格的教條，也承認因情理而發生的例外。譬如說一個人對自己的嫂嫂應當敬愛而又經常保持距離，但是當嫂嫂掉進水裡，那就不是再保持距離的時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這種原則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說經和權。這些關係，文官們也無疑地了如指掌。　　因為他們都是讀書明理之人，他們也具有無背於聖賢之道的幽默感。這種愛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們談論揶揄鴻臚寺禮官時表現無遺。他們所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對於這幾位贊禮官古怪的聲調作了很準確的描寫。雖然有行禮時候，他們個個一本正經，散班之後卻總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譬如說禮官自己忘了轉彎，唱轉而不轉，武臣不等贊禮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這些為數兩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備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個鞏固的集團呢？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則他們身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應感化其他文官，而後者也就應該具有移風易俗的能力，使全國1100多個縣的民風杜絕刁頑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駭人聽聞的處罰如凌遲處死，也應當早已廢止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這么多身穿獬豸服飾的文官監視其他百官也就毫無必要，皇帝也無須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見理想與事實，常常不能相符。否則申時行在執行職務時一定會大感輕鬆，而以下所敘的事情也不至發生了。　　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慾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鬥，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中樞的管理又被官僚習氣所掣肘，這是中央集許可權難避免的結果。中央對很多邊遠縣份的實際情形無法直接獲知，只能依賴地方官的報告。這種文書從地方送達中樞就常常需要一個月。執筆者鋪陳情事，動輒使用自古以來最為華麗的辭藻，可是他們卻足不出戶，所引用的統計資料也許已經一百年沒有修訂過。中樞的大廈坐落在無數含糊曖昧所疊砌的基礎之上，於是就必須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辦法。　　這種辦法，即以“責任”二字為交代。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例如三千亡命之徒，叢聚為盜，當地地方官必受檢舉。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有時被檢舉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論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這樣，凡是發生事故，中樞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已無關宏旨，上級總可以歸罪於下級地方官。周密的調查既費周折，而如果受罰者又提出證據為自己辯護，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錯在於鄰府鄰縣，或者由於上級指示錯誤，則法庭也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人事考察條例，也就從這裡著眼。按照規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滿應當入京朝覲述職，由皇帝及有關部門核定他們政績的優劣。但是全國有1100多個縣，任何精明強幹的人事官員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而只能在大節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個地方官所統轄的地區安靜無事，稅收沒有多大虧欠，該地區的民風就是“淳厚”而並非“刁頑”，這一位地方官必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為“京察”，考察也很難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大抵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對這種考核總是戰戰兢兢，因為一旦得到一兩個不良的評語，則一生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本朝歷史上最嚴格的數次考察，曾使兩千多文官停職降級。在當政者來說，沒有這樣的辦法，朝廷上就無法去舊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來說，這樣大批的斥退的確令人寒心，於是他們更要互相照顧，以作為保護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里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台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台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申時行既然身居首輔，他不能不感到這種局勢的危險。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組織，但是背後又有他們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給朋友的信內提到這個問題，深深感嘆這種公私“陰陽”的區別。可是他有什麼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張居正一案已成過去，他現在的任務是要竭誠幫助年輕的皇帝治理國家大事，當務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其暴露各人的陰，毋寧提倡他們的陽。正因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為放棄理想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00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註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這種倫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鄒元標為例。鄒元標在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當時他還沒有任何官職，然而根據聖賢的教導，他竟上書指出張居正的不肯丁憂的可恥可惡。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門外受到廷杖，進士的頭銜革去，降為士兵，流放於貴州的窮鄉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為給事中，職司監察，穿上了繡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筆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個字，給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鄒元標不識抬舉，過不多久，他二次上書，奏章上的用語更無忌諱，竟說萬曆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不能不使萬曆勃然震怒，準備把這個不知感恩的諫官再次廷杖。　　一個從七品的下級文官，過去對朝廷的惟一貢獻只是檢舉了張居正，今天居然具有這種道德上的權威，敢於直接指斥皇帝，其憑藉者安在？萬曆的看法是，鄒元標和其他諍諫者並非對他盡忠，而是出於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這些人把正直當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作本錢，然後招搖販賣他正直的聲望。　　這種看法不無事實上的根據。有些文官熟讀詩書，深知百世流芳之說。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題目，寧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揚史冊。這樣的做法，說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譽，確乎是一種高貴的商品。否則，何以有許多人願意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放棄經過千辛萬苦掙來的進士出身，繼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既有這種人物具有這樣看法，則內閣首輔雖然承認現實，卻又不能放棄理想。申時行決心做和事佬，他的誠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並不能為全部人士所諒解。他有時被批評為張居正的循吏，有時則被指責為“首尾兩端”，即遇事左顧右盼，缺乏決心。但是申時行卻並不因這些批評而改變作風。旁人處在他地位上，可能採取比較直截了當的硬性辦法。申時行之“蘊藉”，半由天賦，另一半則因為在前任和後台那裡得到的教訓。張居正死後被參，家產籍沒，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張的作風辦事，至少也是沒有頭腦。今日他端坐在文淵閣中張居正留下的公案後邊，當然不能忘懷張居正當年的神情氣概。這位烜赫一時的首輔，確乎把他申時行當作門生和屬吏。但也正因他申時行能夠虛心下氣，才有進步成長的機會，而終於成為張居正的繼任人。　　他的前任和後台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能夠記憶千頭萬緒的詳情末節，同時又極能了解各種人事的機微。在隆慶皇帝去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廷臣都厭惡高拱，而對張居正卻表示好感。甚至他為了獲取首輔的地位，不惜與大伴馮保周旋，並以此得到慈聖太后的垂青種種情節，也得到同僚的諒解。1572年他開始為文淵閣主人，確實是一帆風順。然而在10年之後竟身敗名裂，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的主角。申時行對這一悲劇的內容十分瞭然，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申時行生平不願宣揚別人的缺點，對於提拔自己的人，更不會妄加批判。他只是從這悲劇的內幕中得到了教益。張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這一文官制度受各種環境之累，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於嚴厲，以至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勢壓制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也隨之付諸流水。加強行政效率乃是一種手段，張居正的目的，在於國富兵強。理財本來也是他的專長，但就是在此專長之中，伏下了失敗的種子。這其中有很多複雜情況，是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這種複雜性首先見於稅收。本朝1100多個縣，表面上看來都是相等的行政單位，但實際每縣稅糧總數不僅不同，而且相去極遠。在多種情形下，總數一經規定，就因襲而不加修改。一個富裕的縣份，其稅糧總數可以是一個窮僻縣的300倍到500倍之間。　　當一個縣官詳細察看他的轄區時，他更可以發現很多難於置信的事實。這足以證明我們所稱為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比如說，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間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縣份的耕地幾個世紀都沒有作過系統的丈量，其間有的增加，有的減少，甚至該地區的地形都有了改變，過去所定稅糧數額，可能已與現在實際情形大相逕庭。至於土地的所有權，經過幾易其手的典押，有時也難以認清誰是真正的地主。有些縣份的稅額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須提高稅額，至少這樣的縣份再也不應該有稅糧的積欠。但實際情形是，由於原來稅額低，不少農民已升為地主，而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仍去飢餓線不遠，他們的生活與農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就是說，低稅的實惠，早已為當地人視作當然，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稅欠糧的事情，不能因全縣稅低而遏止。有些縣份的稅糧比較高，這就更不可能如數進入倉庫。在一般情況下，收稅達到一定的稅額，例如某縣已徵收了稅額的60％，則再催征其餘的40％極端困難。即使富裕的地主也會仿效貧窮的自耕農拒不納糧。他們根據多年經驗，知道一個縣官無法長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納糧的戶主抗衡。舊稅未清常常是新稅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種種名義把未收的部分減免，其後果就等於鼓勵拖欠而拒不納稅。縣官對欠稅的戶主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為其他欠稅者戒。然而這些欠稅人也另有對付的辦法，他們可以賄賂衙役，僱傭一批乞丐代他們挨打，稱為“倩人代杖”。南直隸蘇州府向稱魚米之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地區。申時行生長於蘇州吳縣，對這些情況已司空見慣。張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積弊，所以他給別人的一封信說蘇州以賴糧著名，“其鄉人最無賴”，此地可稱“鬼國”。百姓繳納稅糧，在規定數字外尚有所謂“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習慣收入私囊的附加，縣官如此，以下村長里長甲長也無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繳納稅金稅糧，總是先扣常例，至於稅額是否如數，則是另一回事。　　張居正擔任首輔的時候，他用皇帝的名義責令各府各縣把稅收按照規定全部繳足，這一空前巨大的壓力為全部文官所終身不忘。批評張居正的人說，他對京城和各地庫房中積存的大批現銀視而不見，而還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斂財，必然會通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撻致死。這種批評也許過於誇大，但是張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貫所標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卻也是事實，同時也和平素利用鄉村替老縉紳所行“間接管制”的形式不符。這種間接管制雖然行政效率極低，實際上卻為事勢所需，它在成萬成千農民之間解決了官方鞭長莫及的難題。

《明史·申時行傳》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左庶子，掌　　翰林院事。萬厲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　　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　　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群下如束濕，異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　　相繼柄政，務為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　　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憂　　歸，時行為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言　　路為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昵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　　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訐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眾以　　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諆。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　　物望。　　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　　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　　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　　黜，若並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　　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為然，絀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呂言侍　　郎高啟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　　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　　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啟愚，　　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系，今以群言留此呂，恐無　　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　　光祖亦以為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群起攻國。時行　　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　　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　　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　　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　　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考成法；一切為簡易，　　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　　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　　請開畿內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鄭洛為經略，趣順義王東歸，寢葉　　夢熊奏以弭楊應龍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　　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為故　　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於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　　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於仁自引去，於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　　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　　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　　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眾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　　十八年，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　　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概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　　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　　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　　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　　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　　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　　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閣講學，十年始立為皇太子。　　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至門而卒。先以雲南嶽鳳平，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諡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