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百科介紹

生平簡介

　　萬曆前十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神宗處理政事，更張祖制，社會經濟發展較好。20歲時，張居正逝世，神宗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發動“萬曆三大征”，鞏固後期因和文官集團的矛盾而罷朝近30年。在這一時期內，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全國和經濟總量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文官集團的黨爭使得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遠因。1620年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後葬於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神宗的兒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後即去世，萬曆一朝應當足足是48年，即從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們當時建議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以紀念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萬曆紀元未滿48年。

個人檔案

　　姓名：朱翊鈞　　出生：嘉靖四十二年八月（1563年9月4日）　　卒年：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　　享年：58歲　　屬相：豬　　在位：48年（1572年7月19日—1620年8月18日）　　年號：萬曆　　諡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廟號：神宗　　陵寢：定陵　　祖父：明世宗朱厚熜　　父親：明穆宗朱載垕　　母親：李貴妃　　初婚：16歲　　繼位人：明光宗朱常洛　　最得意：萬曆三大征　　最失意：皇三子朱常洵做不成太子　　最痛心：薩爾滸一戰喪師10萬　　最不幸：身體虛弱，疾病纏身　　最擅長：罷朝明穆宗第三子-朱翊鈞(14張)

登基

　　朱翊鈞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滿23，進入24，登上皇帝的寶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會清楚記得，在他8歲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了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他被引導進入殿前特設的帷帳里，按照禮儀的規定更換衣冠服飾，前後三次都以不同的裝束出現於大庭廣眾之中。既出帷帳，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導行禮，並用特設的酒杯飲酒。全部節目都有禮官的唱導和音樂伴奏，所需的時間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導出來坐在殿前，以最莊重的姿態接受了百官的慶賀。幾個月之後，隆慶皇帝龍馭上賓。這位剛剛9歲的皇太子，就穿著喪服接見了臣僚。按照傳統的“勸進”程式，全部官員以最懇切的辭藻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頭兩次的請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絕因為父皇剛剛駕崩，自己的哀慟無法節制，哪裡有心情去想到個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說的應當以社稷為重作為理由，勉如所請。這一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有條不紊，有如經過預習。　　既然登上皇帝的寶座，他就必須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15年，他曾經祭天地、把祖廟、慶元旦、賞端陽。他接見外國使臣、解職退休和著有勳勞的官員替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這種獻俘儀式極為嚴肅而令人恐懼。皇帝的御座設在午門城樓上，他端坐其中，瞰視著下面花崗石廣場上發生的一切。他的兩旁站立著授有爵位的高級軍官，還有許多被稱為大漢將軍的身材魁偉的御前侍衛。在廣場上大批官員的注視下，俘虜被牽著進來，手腳戴有鐐銬，一塊開有圓孔的紅布穿過頭顱，遮胸蓋背，被吆喝著正對午門下跪。這時，刑部尚書趨步向前，站定，然後大聲朗讀各個俘虜觸犯天地、危害人類的罪行。讀畢他又宣布，這些罪人法無可逆，請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斬首示眾。皇帝答覆說：“拿去！”他的無語綸音為近旁的高級武官2人傳達下來，2人傳4人，而後8人、16人、犯人相次聯聲傳喝，最後大漢將軍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齊聲高喝“拿去”，聲震屋瓦，旁觀者無不為之動容。每年陰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曆，並正式頒行於全國。它的頒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節令的根據，知道何時可以播種穀物，何田宜於探訪親友。翰林院官員們的集體著作，例如《實錄》之類，也在香菸、樂隊的簇擁下，恭呈於皇帝之前。　　書籍既經皇帝接受並加批覽，就成為“欽定”，也就是全國的唯一標準。在同樣莊嚴的儀式下，萬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輩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稱號，封他們的妻子為“王妃”，批准他們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儀式，卻是把“仁聖皇太后”的尊號上贈給他的嫡母隆慶的皇后陳氏，把“慈聖皇太后”的尊號上贈給他的生母隆慶的皇貴妃李氏。　　慈聖皇太后對萬曆皇帝有極大的影響，因為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人再能給他以真正的天性之愛。但是在萬曆登極以後，根據皇家的習俗，一種無形的距離就存在於太后和皇帝之間，使母子之間的天性交流變得極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萬曆曾下令修尊裝滿慈聖所居住的宮室，竣工之後，她的感謝不是用親切的口吻加以表達，而是請學士寫成一篇文章，讚賞皇帝的純孝，在他下跪時逐句誦讀。這篇文章，因為能對全國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為本朝的重要文獻。有時，萬曆用宮內的傀儡戲來討取太后的歡心，在她下轎之前，他也必須跪在庭前恭候想駕。但是母愛畢竟是一種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後，儘管萬曆皇帝臨朝的機會越來越稀少，每當十一月慈聖的生辰，他卻仍然親臨皇極門接受百官的慶賀。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萬曆冊封他的愛妃鄭氏為皇貴妃，並預先公市禮儀以便各有關衙門作必要的準備。訊息傳來，就有一位給事中上疏提出異議，其理由為：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德妃鄭氏僅為皇三子的母親，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這一異議雖然引起萬曆的一時不快，但冊封典禮仍按原計畫進行。但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鬥爭的契機，導致了今後數十年皇帝與臣僚的對立，而且涉及到了整個帝國。

生平事略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0歲以前，是裕王子與隆慶朝皇太子時期。從10歲開始登基到58歲駕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小皇帝時期，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後，親政時期，他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後期，雖然並不上朝，但並不代表不管事，親自主持萬曆三大征，就是明證。

王子或太子時期

　　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載垕的第三子。朱翊鈞的誕生給裕王府帶來歡樂，王府張燈結彩，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凡。然而，這種喜慶的氣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原來朱翊鈞的祖父嘉靖皇帝，對於這個皇孫的出世並不高興，而是產生一種憤恨的心理。因此，關於朱翊鈞的誕生，沒有人敢報告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所以直到5歲時，這個皇孫才有了朱翊鈞這個名字。　　嘉靖皇帝晚年更加多疑，他怕裕王朱載垕威脅他的皇位，連過年過節都不準裕王去看他，更不用說平常問安了，這種不正常的父子關係給裕王的精神上帶來很大不安，但是，朱載垕知道，中國傳統的父死子繼的法規是不能變的，也正是這一點支持著他，給他希望和安慰，讓他安靜地等待時機，因為嘉靖皇帝此時只有他這一個繼承人了。如其所願，1566年，嘉靖皇帝病逝，臨終遺言的第一條就是讓裕王朱載垕繼位。同年，朱載垕即皇帝位，是為穆宗。這一巨變，也徹底改變了的朱翊鈞的命運。原來，人人畏懼、無人敢談的名字，如今得到的是一片讚頌。確實，朱翊鈞也令他的父皇喜歡。隆慶二年（1568），朱翊鈞被立為太子，那時他剛剛6歲。有一天，父親朱載垕在宮中馳馬，跑得很快，朱翊鈞對父親說：“陛下是天下之主，小心點，別摔著。”穆宗皇帝聽了，高興地跳下馬來，把他抱在懷裡，並給予賞賜。陳皇后有病另居別宮，朱翊鈞每天都隨母親李氏去探望，陳皇后聽到他的腳步就非常喜歡他，總是勉強爬起來出門迎接。皇后拿來經書考問他，朱翊鈞總是對答如流，李氏也很高興。由於他的關係，兩宮相處十分融洽和睦。　　朱翊鈞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嚴格的，這也正是他繼位之初能勤政原因。朱翊鈞被立為太子後，穆宗皇帝便任命張居正為太子太傅。每當太子讀書，閣臣和太子太師都盡心輔導。朱翊鈞的母親李氏，是中國封建社會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她對兒子的學習和生活要求非常嚴格，如果不好好讀書就要長時間罰跪。即使朱翊鈞做了皇帝以後，她也不放鬆。正是由於太子太師等臣的盡心輔導，李氏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努力，朱翊鈞的學業進步很快，學習了不少治國治民的本領。然而正當朱翊鈞一心一意用功學習的時候，他的父親穆宗皇帝卻因地位和環境的變化，開始不思圖治，追求享樂生活了。他把國家大事全部推給張居正，自己卻沉湎於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後宮，任情縱慾，尋歡作樂。由於縱慾過渡，身體越來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嚴重的時候，他仍然縱情色慾，不聽臣下勸諫。【萬曆小皇帝時期】　　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穆宗病危的訊息。三天之後，即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穆宗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著皇后、皇貴妃，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天下累先生”，“事與馮保商榷而行。”接著，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輔臣即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司禮監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提督東廠馮保其實也在顧命之列。三位大學士受託之後，長號而出。第二天，隆慶皇帝即崩於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改元萬曆。是為明神宗。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小皇帝自然還得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幾次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 了陳洪、孟沖，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所以很受穆宗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輕鬆地通過一道遺詔，就驅走了孟沖，自己做了掌印太監。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 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是，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了。　　隆慶六年六月十六日，馮保就利用高拱曾經說過的“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語把自視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趕離京城。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擔當輔弼小皇帝的重任。從此以後，萬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個人的規範：一個是自己的母親慈聖李太后，一個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一個是內閣大學士張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兩位母親。一位是嫡母仁聖皇太后，即原來穆宗的皇后陳氏；一位是生母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體弱多病，不能生育，卻很疼愛小皇帝。據說，小皇帝還是太子的時候，經常去皇后那裡玩。陳氏每次聽見太子跑的鞋聲，就非常高興。所以，神宗雖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變過去皇帝生母只稱“徽號加太后”的慣例，為李氏加“皇”字，稱“慈聖皇太后”，但是，對於嫡母仁聖皇太后始終非常尊敬，一視同仁，備極孝心。當時人稱神宗之孝順，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世宗以宮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孝宗張皇后遷居於宮城幽僻之地來，神宗顯然是有情有義得多。不過，小皇帝的監護人主要還是生母慈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生性淳樸善良。例如，她雖然母以子貴，但是對於仁聖皇太后卻非常恭敬。萬曆九年（1581）她為女兒壽陽公主選駙馬的時候，面對侯拱宸等三位候選人，唯獨選擇了衣冠樸素、戰戰兢兢的侯拱宸，還說：“此子渾樸不雕，真我家兒也。”對於兒子，慈聖太后也一心想讓他成為一個有為之君。據說，太后“教帝頗嚴”。每次萬曆小皇帝不讀書，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時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覺的地方，叫他起來，命太監們把小皇帝扶起來，為他洗臉，催他上駕。有一次，小皇帝在宮中喝多了一點酒，命內侍唱歌。內侍回答說不會唱。小皇帝大怒，說內侍竟敢抗旨，拿起劍就刺 ，在左右的勸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兩個內侍的頭髮，算是將他們“斬首”了。這件事傳到了慈聖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氣，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歷數他的過錯。小皇帝嚇得涕泗橫流，請求讓他改正錯誤。這事才算了結。還有一次，皇帝在太監孫海、客用的引導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誘將馮保的兩名養子打傷，又騎馬直奔馮保的住所。馮保被嚇得只能抱起巨石撐住大門。第二天，馮保將此事稟告太后。慈聖皇太后立即換上青布衣服，不帶首飾，命召閣、部大臣，要謁告太廟，將萬曆小皇帝廢了。小皇帝嚇壞了，趕緊前去請罪。太后說：“天下大器難道就是您可以繼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時，皇太后才肯寬恕。　　慈聖皇太后與太監馮保都喜歡書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時候書法就極為工整。馮保在宮中，被皇帝稱作“伴伴”、“大伴”。萬曆小皇帝對於馮保非常畏懼。每次萬曆小皇帝與小太監玩的時候，看到馮保來了，就正襟危坐，說：“大伴來了。”馮保的職責不但是對皇帝實行 一般的教育，有時還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與張居正之間的聯繫要緊密一些。實際上，正因為內有馮保，外有張居正，萬曆初年的新政才能順利地推行。　　張居正對於小皇帝是無比忠心，有時忠心得有點肉麻。例如，張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對皇帝說：“今伏荷皇上天語諄諄，恩若父子。”40歲的張居正將10歲的皇帝比作父親，倒也有趣。但是，實際上張居正對於小皇帝的輔導和關懷，也是無微不至的。他為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　　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燈火，張居正就說：“將燈掛一些在殿上，就可以盡興了。不需要再搞什麼燈棚。接下來的幾年還要有許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閣，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錢，天下民力有限，還是節省一點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說：“朕極知民窮，按先生的話辦吧。”小皇帝對於張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從來不稱名道姓，而是稱“先生”，所下的詔令，凡提及張居正時，都寫“元輔”。萬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講讀完畢之後，聽說張居正腹痛，就親手調製了一碗辣麵，並要次輔呂調陽陪著張居正一塊吃，其意圖是要以辣熱攻治腹痛。小皇帝對於張居正也充滿人情味。他聽說張居正的父母都還健在，非常高興，賜給兩位老人很多的東西。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對於改善明王朝的經濟狀況，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間，除了國家財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長為近20歲的青年。萬曆十年（1582），當初的萬曆小皇帝，已經成為大婚4年的青年，從此開始親政。

親政時期

　　神宗親政之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張居正。萬曆九年（1581）七月張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據說是“積熱伏於腸胃，流為下部熱症。又多服涼藥，反令脾胃受傷”。當時一些學者像王世貞、沈德符，都推斷張居正喜歡服用春藥，以致熱氣向下或向上發散。張居正在冬天的時候，頭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為熱氣上沖於頭。所以說，張居正的病情，實在是因為他的個人生活的奢侈靡爛所致。當然，張居正操勞國事，過度疲勞，亦是病因之一。從萬曆九年到萬曆十年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復發，雖然屢經名醫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屍走肉耳”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張居正終於病逝。神宗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後 的萬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橓）、任巡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遺書，自縊身亡；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神宗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顯然是他長久地處於張居正的約束之下的心理變態後的大發泄。而張居正的政治悲劇，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張居正過度自信，沒有給皇帝足夠的自信，威權震主，最後才引來了皇帝的報復。其次，張居正執政的時期過於專權，得罪的官員太多。被張敬修罵作活閻王的丘橓即其一。丘橓，諸城人，性格剛直，好爭論。隆慶年間罷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薦丘橓。但張居正很厭惡他，沒讓他重新出來做官。神宗深知這層關係，等張居正死後，特派丘橓跟太監張誠去抄張家。丘橓用法酷烈，不免有公報私仇的嫌疑。張居正奪情一事，也開罪了許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講學一事，又開罪了許多知識分子。最後，張居正對於慈聖皇太后的父親李偉等人，沒有給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張居正時，慈聖皇太后並沒有為張居正說話。如此看來，張居正是一個極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虛己待人，而是過於刻毒專制。所以，招來報復，某種層面上來說是咎由自取。但是，對於神宗來說，清算張居正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繼張居正而任首輔大學士的張四維、申時行，目睹張居正生前的寵榮和死後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張居正為榜樣。因此，曾經以才幹受張居正賞識的申時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張居正的教訓，一方面順從皇帝，一方面用誠意打動整個文官政府。一句話，申時行是 一個典型的和事佬。這位來自富饒的蘇州府長洲縣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狀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樣，力求清靜，但也被人視為“首鼠兩端”。他在任上，開創了兩項很惡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經筵講義的進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評為要為神宗的“荒怠”負責。　　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對於大臣們送上來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宮中，既不批示，也不發還。經筵講義的進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參加經筵，經筵講官們只需要把他們的講義送到宮中就可以了。這兩件慣例的養成，就徹底地切斷了皇帝與大臣們交流的渠道。其實，要讓申時行為神宗的荒怠負責，無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這才是神宗的心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神宗從他的祖父那裡隔代遺傳下來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還有乾綱獨斷的心態。神宗是一個權力欲極重的人，而且，與他的父親不同，他不是一個平庸的君主。實際上萬曆一朝的大事，如萬曆三大征，還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進行的。所謂萬曆三大征，是指在東北、西北、西南邊疆幾乎同時開展的三次軍事行動：平定哱拜叛亂；援朝戰爭；平定楊應龍叛變。　　平定哱拜叛亂　　哱拜是蒙古韃靼部人，嘉靖年間投降明朝邊將鄭印，後來官至寧夏副總兵。萬曆十七年（1589），哱拜以副總兵致仕。兒子哱承恩襲為指揮使，充巡撫門下旗牌官。哱拜私下裡蓄養了一批奴僕，組成一支蒼頭軍，見明軍兵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萬曆二十年（1592）二月， 哱拜與結義兄弟劉東暘同時發難，殺寧夏巡撫黨馨，繳去總兵張維忠的印信。劉東暘自任總兵，哱承恩為副總兵，哱拜為謀主，扯旗反叛，企圖占據寧夏，自為一個割據政權。當時，朝廷對於蒙古的羈縻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漸漸失控。哱拜勾結河套的蒙古騎兵，企圖聯成一氣。明朝總督魏學曾一方面切斷河套的蒙古騎兵與哱拜之間的通道，一方面圍住寧夏。在朝廷，神宗命大臣各獻平叛之策。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開黃河之堤，以黃河之水灌淹寧夏城，則“一城之人盡為魚鱉”；御史梅國楨推薦原任總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肅巡撫葉夢熊請命討賊。神宗後來對於三種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葉夢熊趕赴寧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寧夏。李成梁當時在遼東，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還下命懸賞緝拿哱拜等人。到了六月，寧夏城外已經有魏學曾、梅國楨、葉夢熊、李如松等數支大軍，由魏學曾統一調度。但是，魏學曾束手無策，力主招安。這讓神宗大怒，以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么小丑，成何體統？七月，神宗在接到監軍御史梅國楨的軍情報告後，果斷地以葉夢熊取代了魏學曾，並將魏學曾逮回京城，並直接部署：“決（黃河）水灌城之謀，毋得異同誤事 。”既然最高當局已經下令灌城，前方的將領自然再無異議。於是，當初在反對俺答封貢中 似乎沒有多少遠見的葉夢熊，這時顯得非常有膽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圍著寧夏城築了一道長約1700丈的長堤，將寧夏城圍成一個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後掘開黃河大堤，向寧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糧食短缺。同時，李如松擊敗了從河套來援的蒙古騎兵。九月，明軍攻破寧夏城南城。但是，叛軍退據的大城依然易守難攻，明軍的攻勢受挫。這時，一個名叫李登的賣油郎，挑著擔子在街上邊走邊唱：“癰之不決，而狃於痏；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將他請入營中，讓他帶著三封書信去見哱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將一封信交給哱承恩，勸哱承恩說：哱氏有功於朝廷，監軍深為可惜，可殺劉東暘以自效；接著，李登又去見了劉東暘、許朝，勸他們說：首亂是哱氏，將軍為漢人，何苦代人受過？這個離間計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劉東暘殺土文秀，接著，哱承恩殺劉東暘、許朝，投降明軍。九月十八日，明軍進城，剿滅了哱拜的蒼頭軍，哱拜自殺。哱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寧夏平定。　　援朝之戰　　援朝之戰，也是始於萬曆二十年（1592）。這一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派小西行長等人領兵20萬從釜山登入。沉湎享樂的朝鮮國王根本就無法抵禦，只會頻頻遣使向明朝求救。訊息傳來，神宗立即做了三項準備：一，令兵部向朝鮮派遣援兵；二，命遼東、山東沿海整頓軍備，小心戒備；三，如果朝鮮國王進入明朝境內，擇地居之。但是，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確是無能之輩，只派一個游擊史儒率少量兵馬入援朝鮮。對於20萬日軍來說，這無異於羊入虎口，史儒戰死；隨後趕到的副總兵祖承訓也只有3000兵馬，結果也是僅僅隻身逃脫 。這兩仗的大敗，激怒了神宗。於是，神宗命宋應昌為經略，從西北前線調回李如松，一齊東征。擔任前線指揮的有名將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戰。明軍前幾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碧蹄館附近遭日軍伏擊，損失慘重。雙方最後決定議和。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鮮漢城以南的大片國土恢復。日本方面，以與明朝通貢為和談的條件。神宗一面敦促朝鮮國王練兵自守，一面與群臣商量是否與日本通貢。萬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節。明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身著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決。然而，兩年之後即萬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豐臣秀吉不遵守當初議和的條款，發動第二次韓戰。明朝遂於次年正月以邢玠為總督，楊鎬為經略，再次出援朝鮮。但是，明軍這一次在島山附近再遭慘敗。萬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明軍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與日軍進入相持階段。但是，七月九日豐臣秀吉死去的訊息，讓日軍士氣低落，陣腳大亂。明軍遂發動攻擊，日軍無心戀戰，紛紛登船渡海東歸。中朝聯軍與撤退日軍在東南露梁海面發生激戰，明將鄧子龍，朝鮮將領李舜臣指揮軍隊奮勇殺敵、將日軍殺得大敗。鄧、李二將亦戰死海上。這一次援朝之戰，雖然耗損巨大，但對於確保明代的海防與東北邊疆，意義非常之大。　　平定楊應龍叛亂　　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令還在朝鮮戰場的幾支部隊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戰的總兵劉綎(tínɡ)的部隊。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設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駐地約相當於今遵義市。播州宣慰使姓楊，世代為當地的土司。隆慶五年（1571），生性雄猜、陰狠嗜殺的楊應龍世襲了父親楊烈的宣慰司一職。萬曆十四年（1586），神宗又賜楊應龍都指揮使銜。但是，楊應龍對於四川的官軍弱不經戰的士氣看在眼裡，早就想占據整個四川，獨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龍飾鳳，又擅用閹宦，儼然是一個土皇帝。從萬曆二十年（1592）起，楊應龍就時叛時降，反覆不定。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派都指揮使楊國柱討伐楊應龍，結果三千軍隊全軍覆沒，楊國柱戰死。當時，韓戰已經結束。因此，神宗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楊應龍問題。他任命李化龍為湖廣、川貴總督，兼四川巡撫，郭子章為貴州巡撫，討伐播州叛軍。萬曆二十八年（1600）初，各路兵馬陸續匯集播州附近。李化龍持尚方寶劍，主持討伐全局，坐鎮重慶；郭子章以貴州巡撫坐鎮貴陽；湖廣巡撫支大可移駐沅江。明軍分兵八路進剿：總兵劉出綦江；總兵馬禮英出南川；總兵吳廣出合江；副總兵曹希彬出永寧；總兵童無鎮出烏江；參將朱鶴齡出沙溪；總兵李應祥出興隆衛；總兵陳璘出白泥。每路兵馬3萬，總計20餘萬人。這種安排，足以說明神宗對於剿滅楊應龍的決心。八路大軍中，以劉所部最為驍勇善戰。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楊應龍也重點屯兵於此，以他的兒子楊朝棟親自領苗兵數萬進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劉，只會大叫：“劉大刀至矣。”往往不戰而潰。羅古池一戰，楊朝棟差點被俘。劉率軍一直攻到了婁山關下。婁山關是楊應龍老巢海龍囤的門戶，與海龍囤並稱天險，易守難攻，但是，卻被劉在四月至六月兩個月內連續攻破。六月初六日，楊應龍與愛妾周氏、何氏關 門自縊，兒子楊朝棟、弟楊兆龍被俘。戰役前後歷時114天，斬殺楊應龍的部隊2萬人。萬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龍班師回朝，並將楊朝棟等69人押解到京師，磔於市。至此，平播一戰以完勝結束。這一戰，雖然耗費了湖廣、四川、貴州三省財力，但是，正如當時的官員朱國楨所說，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邊的少數民族就要紛紛效仿楊應龍，非但四川不保，雲南、貴州也可能不保。後來，瞿九思編《萬曆武功錄》，稱平定楊應龍是“唐宋以來一大偉績”，大概也是從確保西南版圖的效果來說的吧。　　從萬曆三大征看來，神宗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雖然他好大喜功，但是他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卻始終強調朝鮮要力求自保的事實。實際上，神宗對於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對於前線將領的充分信任、對於指揮失誤的將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當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認的。但在這些的背後，是明神宗的心機。在48年朝廷鬥爭中，神宗對朝政依然無微不至。到了萬曆四十七年，明神宗身體極不好，已經沒有精力，將領的荒涼，使明朝喪失大量精兵。但可以說，明神宗雖然表面上怠政，實際上卻萬曆一朝比任何一朝都忙。明朝是否亡於明神宗，還不能下定論。

醉夢之期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那么，神宗是什麼時候從一個立志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麼東西讓皇帝墮落得如此厲害呢？雖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說法，神宗怠於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鬥爭。但是，學者們也以為，神宗之怠於臨朝，還因為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當然，身體虛弱的背後，是酒色財氣的過度。　　萬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評神宗縱情於酒、色、 財、氣，並獻“四箴”。對皇帝私生活這樣干涉，使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於仁，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面的臣民會信以為真的。最後，雒於仁被革職為民。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於毓德宮中，“自辨甚悉”。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 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神宗根本不承認雒於仁的批評。的確，明末社會好酒成風。清初的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於今日，流濫已極。……飲者率數升，能者無量。……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恆舞酣歌。”意思是說，明代後期對於酒不實行 專賣制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製造酒，又不禁止群飲，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過是這種飲酒之風的體現罷了。神宗在17歲的時候，曾經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這件事他倒是承認。至於說到好色，神宗雖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卻一點也不遜色於他的父親。他在萬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袷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於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神宗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至於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到各地四處搜括。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萬曆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 虛則腰痛精泄”。萬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託後事。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神宗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覆，直接“留中”不發。　　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到十七世紀初期，由於神宗不理朝政，官員空缺的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12名，侍郎24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時必須由一個縣的知縣兼任鄰縣的知縣。由這樣的情形，可以想見萬曆後期政府運作的效率。御史袁可立趁雷震景德門之際上了一道奏疏，指責神宗：“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被震怒的神宗罷官為民。時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這就是萬曆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啓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而《明史》對於明神宗的蓋棺論定是這樣表述的：“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還是有爭議的。因為明神宗身體不好，在這種情況下，依然能大體的掌控著朝廷，已經非常好了。

定陵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鈞病逝，十月葬於定陵。300多年以後，他的墳墓定陵被發掘。1958年，在考古學大師夏鼐的指揮下，神宗的梓宮（棺槨）被開啟。在厚厚的龍袍下面，掩藏著神宗的屍骨。屍骨復原後的結論是：“朱翊鈞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從骨骼測量，頭頂至左腳長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階級的總頭目”神宗的屍骨被砸爛、焚燒。這位曾經統治中國48年的駝背皇帝，終於化作一縷青煙遠去。

家庭

皇后

　　孝端顯皇后王氏，皇后，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合葬定陵，主祔廟；生神宗長女榮昌公主朱軒媖。 　　孝靖皇太后王氏，初封恭妃，後進皇貴妃，崩，謚曰：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東井左側的平崗地；明熹宗謚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遷葬定陵，祀奉慈殿；生神宗長子光宗朱常洛、四女雲夢公主朱軒嫄。

妃嬪

　　昭妃劉氏，思宗尊為太妃，逝世於崇禎十五年，終年八十六歲，葬北京金山；無出。　　恭恪皇貴妃鄭氏，初封貴妃，後皇貴妃，光宗尊為太妃，薨，謚曰：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生神宗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四子沅懷王朱常治、次女靜樂公主朱軒媯、七女壽寧公主朱軒媁。 　　端妃周氏；生神宗五子瑞王朱常浩。　　恭順皇貴妃李氏，初封敬妃，謚曰：恭順榮莊端靖皇貴妃；生神宗六子惠王朱常潤、七子桂端王朱常瀛。　　順妃常氏，生神宗次子邠哀王朱常漵。　　順妃李氏，生神宗八子永思王朱常溥、十女天台公主朱軒媺。　　榮妃王氏，生神宗三女雲和公主朱軒姝。　　德妃許氏，無出。　　端妃李氏，初封端嬪；無出。　　宜妃楊氏，無出。　　惠妃馬氏，無出。　　容妃韓氏，無出。　　奇妃葉氏，無出。　　德嬪李氏，生神宗五女仙居公主朱軒姞、六女靈丘公主朱軒姚、八女泰順公主朱軒姬、九女香山公主朱軒嬁。 　　慎嬪魏氏，無出。　　敬嬪邵氏，無出。　　順嬪張氏，無出。　　和嬪梁氏，無出。　　榮嬪李氏，無出。 　　悼嬪耿氏，原為宮女，無出。　　宮女張氏，未得名號。　　宮女陳氏，未得名號。　　宮女劉氏，未得名號。　　宮女解氏，未得名號。

子

　　長子，朱常洛，明光宗，母孝靖皇后王氏（即王恭妃） 　　次子，朱常漵，邠哀王，母常順妃 　　三子，朱常洵，福恭王，母鄭貴妃 　　四子，朱常治，沅懷王，母鄭貴妃 　　五子，朱常浩，瑞王，母周端妃 　　六子，朱常潤，惠王，母李貴妃 　　七子，朱常瀛，桂端王，母李貴妃 　　八子，朱常溥，永思王，母李順妃

女

　　長女榮昌公主朱軒媖，神宗第一女，母孝端皇后王氏，萬曆九年十二月生。萬曆二十四年下嫁楊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次女靜樂公主朱軒媯，神宗第二女，母鄭貴妃，生於萬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薨於萬曆十三年閏九月戊午，年僅2歲。 　　三女雲和公主朱軒姝，神宗第三女，母王榮妃，六歲夭折。 　　四女雲夢公主朱軒嫄，神宗第四女，母孝靖皇后王氏，光宗同母妹也。早夭。 　　五女仙居公主朱軒姞，神宗第五女母李德嬪，萬曆十二年四月甲午薨，年不足半歲 　　六女靈丘公主朱軒姚，神宗第六女母李德嬪，生於萬曆十六年八月甲午，萬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未逾歲。 　　七女壽寧公主朱軒媁，神宗第七女，母皇貴妃鄭氏，二十七年下嫁冉興讓。主為神宗所愛，命五日一來朝，恩澤異他主。崇禎十六年薨，年六十。崇禎時，洛陽失守，莊烈帝命興讓同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標往慰福世子於河北。都城陷，興讓死於賊。 　　八女泰順公主朱軒姬，神宗第八女，母李德嬪。 　　九女香山公主朱軒嬁，神宗第九女，母李德嬪，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賜名軒，六月庚寅即薨，年不逾歲。 　　十女天台公主朱軒媺，神宗第十女，母李順妃。

棺槨開啟後的天大秘密

　　朱翊鈞，史上所稱的萬曆皇帝，明朝第13位皇帝，系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1572年，10歲時開始當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長達48年。萬曆是其年號，廟號神宗，諡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先後有孝端和孝靖兩位皇后，定陵即為他與兩位皇后的合葬墓。　　定陵的地宮　　半個世紀來，關於這座帝王陵發掘的是是非非，一直爭議不斷。根據史學界的主流觀點，這個由時一號人物毛澤東主席御批、二號人物周恩來總理拍板、吳晗、郭沬若等一批明史專家、文化官員力主的“挖墳”決定，基本被認定是“一次無法挽回的錯誤”。原因除了大量的無價之寶無法得到保存，重要文物遭破壞外，諸多神秘的文化信號和文化現象沒有被記錄，也是一大遺憾。　　讓考古界驚喜，或者說震動的是，就是這次錯誤的發掘，一個天大的秘密被發現了，那就是帝王死後的“葬式”，即屍體在棺槨內擺放的姿態。　　就考古的一般常識來說，陵墓的發掘必須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屍體情況，二是可以證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銀財寶那些陪葬品。所以，開啟梓棺一般是最後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式，要求相當嚴格，在主要專家或是主政官員到場的情況下，才會打開棺槨。定陵，作為一座一級帝王陵，其發掘過程也是極其小心的，參與定陵考古的專家和領導，對棺槨的開啟慎之又慎。　　“北斗七星”葬式揭秘　　當時，發掘人員小心打開棺槨後，現場專家大吃一驚。　　朱翊鈞屍骨放置在一條錦被上，錦被兩邊上析，蓋住屍體。屍體頭西腳東仰臥，肌肉已經腐爛，僅剩骨架。面向上，頭頂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右側，左臂下垂，略向內彎，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彎曲，左腿直伸，兩腳向外撇開　　孝端後屍體放置在織金妝花緞被上，被兩側上折，蓋住屍體。屍體已經腐爛，骨架頭西腳東，面向右側臥，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疊，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後屍體亦放在織錦被上，被兩側上折，蓋住屍體。屍體己腐爛，僅剩骨架，腳東放置。面稍向右側臥，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朱翊鈞和他的皇后屍體放置呈如此姿態，真乃驚世發現。之前誰也沒有見過帝王的葬式，在現存的資料中，帝王死後屍體擺放成什麼姿態入斂，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據傳統的喪葬習俗，入棺時外人都是要避諱的，即使是身邊人，也只有極少數的嫡親才能看到，因此才沒有一丁點兒這方面的文字記載。定陵暴露了一個天大的秘密，是給考古界的一個天大驚喜，這或許就是這次錯誤發掘的最大收穫之一。　　之所以說朱翊鈞的屍骨姿態暴露出了一個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槨內屍體擺放姿式是一個千古之謎，現在被揭開了，填補了一個歷史空白；二是因為其姿式太怪異了，與傳統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應該是深奧的。為何朱翊鈞在棺槨內會曲肢側臥？難道被人動過？專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間由於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一專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斷，比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碼，引起了當年學術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寢學術研討會收到了一篇關於這方面的論文。這就是“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專家王秀玲提交的，題目叫《試論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我當時從大會論文資料彙編里看到了，覺得在所有提交論文中，這份論文最有“新聞亮點”，也是最有價值的參會論文之一。於是我寫出了《考古專家首揭明代帝王葬式之謎》，於第一時間在大陸的媒體上進行了公開的報導。後來查了一下，這也是大陸最早關於定陵主人葬式的報導，此後，此事陸續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從帝、後骨架情況看，三人葬式稍異，顯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根據其骨架：頭部均為向右側臥，左手都放於腰部。右手，朱翊鈞和孝靖後向上彎曲，放於頭部，孝端後為下垂式。腿部，朱翊鈞右腿彎曲，左腿直伸，孝靖後兩腿彎曲，孝端後兩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斷，朱翊鈞的原葬姿勢應為罕見的“側臥式”。　　王分析，孝靖後骨架情況應與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鈞與孝端後則可能有出入。因為人死後入葬，不可能故意擺成一臂彎曲一臂直伸狀。顯然，朱翊鈞的葬式不是原狀。孝端後雖是兩腿平放，但其頭部向右側臥，脊椎亦向右側彎曲，兩腿平放與其不相符。其原狀應為側臥式。朱翊鈞頭部、脊椎情況與孝端後相類似。　　再者，屍體如果平放，一般晃動也不會有大變動，只有側臥式，碰撞時易變形。如果向右側臥，必然倒向左側，所以朱翊鈞左腿直伸。孝端後左足壓右足，根據二人骨架情況分析，原葬式應為向右側臥。朱翊鈞應為雙腿彎曲式。只是因為晃動和碰撞而改變了原葬姿式。而孝端後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況下，手臂應貼近身體。而孝端後的右臂是向外撇，如與朱翊鈞和孝靖後一樣放於頭部，因碰撞右臂發生變化，就有可能是現在的姿式。　　根據史書上當年朱翊鈞下葬時的文字記載，原葬式確實可能變動過。當時，棺槨是從百里之遙的京城靠人工抬運到山陵，沿途顛簸。《泰昌實錄》記載：葬朱翊鈞及孝端皇后時（孝靖皇后比朱翊鈞早逝九年，己入葬於天壽山東井平崗地）僅抬槓軍夫多達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繩索常有損壞，不斷更換。棺槨到鞏華城時(今沙河)，抬棺槨的木槓有斷裂聲，右邊一角曾墜地。如此這般，可以想像屍體姿式有變化是完全可能的。　　根據相關的資料，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發現，中國古代土葬屍體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態。朱翊鈞的“側臥式”斂葬姿勢，確是極為罕見的，不見文字記錄。他為什麼死後要讓人把自己的屍體弄成這樣？王秀玲大膽推斷，此乃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碼一下子被破譯了！原來，從骨架情況看，身體側臥，雙腿微曲如睡眠狀，其形極象天上的北斗七星。在此基礎上，王對這種葬式的產生作了分析——朱翊鈞的葬式源於天象。　　在過去，“北斗七星”被認為是極星，指向正北，位於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屬紫薇垣。宋代鄭樵《通志》稱紫薇、太微、天市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個星區。紫薇垣是以北斗星為中心與周圍各星組成的星區。古代常以星象變化預測人事吉凶，將三垣同人世對應起來，紫薇垣對應的是人間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極星北斗又被認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書家郎瑛在其《七修類稿·天文類》一書中稱，“天子之居，謂之紫宸”。封建帝王也一直認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間的主宰，故過去都稱皇帝為“真龍天子”，信奉“君權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視皇位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這樣的觀念，朱翊鈞怪異的葬式之謎就真相大白了。　　怪異的葬姿還可能與風水說有關。過去風水家認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奧秘在於它的形狀恰為一個巨大的聚氣的s形。古代研究氣場是以不動的恆星為準，具體說要與北斗七星聯繫在一起，七個星代表七種場。風水的核心古代稱之為氣，氣的運動形式，按古代河圖數字的表示則為順時針左旋氣場及S形氣場。再結合皇帝選陵址，要選能“聚氣藏風”的地方，選擇標準是山環水抱，因山環水抱必有氣。在風水學中，用“曲則有情”來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脈的起伏呈S形，河流則更明顯，總是彎延曲折。　　《水龍經·論形局》中說：“水見三彎，福壽安閒，屈曲宋朝，榮華富饒。”指的是一條水連續出現三個“S”型，則是好氣場。皇帝入葬地宮，從隧道門經明樓後進入地宮，其路線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去分析，皇帝死後，也需要生氣，這種s形葬式取其能夠“聚氣”，有了生氣，就有了萬物，預示著子孫萬代繁延旺盛。如果依此而論，朱翊鈞和皇后的怪異葬式源於天象不無道理。　　但是朱翊鈞的怪異葬姿與天象與風水均無關係，而是緣於釋迦牟尼“涅盤”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鈞生前是虔誠的傳教徒。這在王秀玲的論文也提到了——根據《大乘起信論》中所載釋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釋迦牟尼80歲時，自知陽壽將盡，便最後從王舍城出發，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難的陪同下，走到離摩羅國首都拘屍那迦(Kusnagara)不遠的一個村莊波發(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亞瓦提河西岸的兩株莎羅樹(Sala)下，頭朝北，面向西，右手支頭，左手放置身上，雙足合併，作側臥姿式進入涅盤。　　從朱翊鈞和兩位皇后的屍體姿勢看，極象釋迦牟尼“涅盤”的姿式。因為朱翊鈞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他認為信仰佛教有助於“護國佑民”。萬曆十八年(1590)，在賜與萬佛寺經書的教諭中指出“聯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於護國佑民，不為無助”。又要求寺內僧眾，“爾寺務須莊嚴持詠，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　　從定陵出土實物也可充分證明他是一個十足的佛教徒：在帝、後服飾上就有不少佛教內容的紋飾，如經文，孝靖後屍體最上層覆蓋的是一床“經被”；上面有朱書經文，字跡已模糊。但中部的“南無阿彌”四字和右下部的“華嚴”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鈞的棺內有一件“紅八寶紋暗花緞緙絲盤龍佛字方補交領夾龍袍”，其前後胸方補內為正面龍戲珠，龍首頂部緙一金“佛”字。　　孝端後棺內有一件“黃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緞繡佛字方補方領女袷衣”，方補內飾“佛”字，佛字下部飾蓮花紋；背部在“佛”字上下兩側各繡一鳳。所謂“八吉祥”，即指輪、螺、傘、蓋、花、罐、魚、盤長八種圖案，八吉祥也稱“佛八寶”。最有說服力的是，朱翊鈞手中還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像他信佛的程度。不僅生前信，而且死後仍念念不忘。專家認為，他怪異的葬式是仿釋迦涅盤的姿勢。　　朱翊鈞的怪異葬式到底是源於天象，還是源於佛教，目前學術界沒有定論。但根據其陵墓北斗七星狀布局，源於天象的說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紀九十年代，有關方面在對南京明孝陵考察時，使用了飛機航拍技術，驚訝地發現，大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區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這事曾引起極大轟動。這或許給明代帝王棺槨內的怪異葬式，提供了一個佐證。　　後來朱翊鈞與他兩位皇后躺的珍貴文物——棺槨，被工人當作垃圾扔到山溝里去，讓山民撿走了；存有豐富信息的屍骨，“文革”期間則被“紅衛兵”給焚燒了。這事令專家痛惜不已，後悔莫及。這樣事情的發生，不論從保護文物的角度，還是迷信的層面來說，都是不應該的，罪不可恕。　　過去人一向認為，死人的陰宅（墳墓）是碰不得的，因為陰氣過沉。現代心理學證明，這是因為陰宅給人的諸如死亡一類的消極心理暗示過於強烈，才會給當事人帶來不測，釀成惡果，迷信說法這是遭“報應”，實則非然。而帝王陵比普通陰宅的煞氣更重，特別是地宮內積蓄的帶有大量無名病毒的氣體，往往更會給人的身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當年直接參與定陵發掘的，不少人後來的情況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終。已知的情況是，力主發掘的明史專家吳晗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這都是大家知道的；起先反對發掘，後還是積極參與、擔負發掘指揮工作的鄭振鐸，在出訪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途中，飛機失事遇難；開棺時的攝影師劉德安上吊了；考古專家白萬玉晚年神志不清，腦溢血去世……　　【明朝皇帝葬式的儒家含義----曲肱而枕之】　　十三經註疏(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 論語註疏 述而第七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疏] 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疏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己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己之有也。　　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窮，後為僧，故葬式有佛的器物，此皆示不忘本也。

歷史評價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么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鬱症的臨床表現。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值得說明的是，現在對神宗的評價基本是基於清朝初年投降滿清的東林黨文人編輯的史料，基本上反應的是文官集團對神宗的態度，而不是單純的歷史事實。

朱翊鈞家庭

　　父　　明穆宗朱載垕，年號隆慶，廟號穆宗，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　　母　　慈孝定聖皇太后李彩鳳，隆慶元年三月封貴妃，神宗即位，上尊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居慈寧宮。　　兄弟姐妹　　子憲懷太子朱翊釴。 　　靖悼王朱翊鈴。 　　潞簡王朱翊鏐。 　　蓬萊公主。 　　太和公主。 　　壽陽公主朱堯娥。 　　永寧公主朱堯媖。 　　瑞安公主朱堯媛。 　　延慶公主朱堯姬。 　　棲霞公主朱堯姜。　　祖父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46年，年號嘉靖，謚曰：欽天履命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祖母　　孝恪聖皇太后杜氏，嘉靖年間，封為康妃，賜謚榮淑，穆宗即位，追封皇太后，上尊謚：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