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百科介紹

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

人物簡介

　　姓名：羅振玉（1866～1940） 　　性別：男　　祖籍：浙江省上虞縣　　客籍：江蘇省淮安縣　　生辰：1866年8月8日　　忌日：1940年5月14日　　描述：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漢奸

經歷

　　羅振玉（1866一1940） 近代江蘇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蘊，號雪堂，晚年更號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學部二等諮議官，後補參事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後逃亡日本，後曾參預製造偽滿洲國活動。書法善篆、隸、楷、行，是創以甲骨文入書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題跋精嚴工穩。曾蒐集和整理甲骨，銅器、簡牘、明器、佚書等考古資料，均有專集刊行。編著有《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菁華》、《三代吉金文存》等。 　　羅振玉出生於江蘇淮安山陰城內一個小官吏家庭（祖籍為浙江省上虞縣）。5歲入私塾，跟隨乾嘉樸學的傳人李岷山讀書，15歲學作詩詞，16歲中秀才。自幼對經史、訓詁潛心學習，留意金石名物，尤傾心於經史考據之學，研究經史文字。20歲起專力研讀古碑帖，寫成《讀碑小傳》，由此開始著書立說。　　1890年，羅振玉在鄉間教私塾。甲午戰爭之後，他深受震動，認為只有學習西方才能增強國力，於是潛心研究農業，與蔣伯斧於1896年在上海創立“學農社”，並設“農報館”，創《農學報》，專譯日本農書。自此與日本人交往漸多。1898年又在上海創立“東文學社”，教授日文，羅振玉 書法照(19張)與梁啓超齊名的大學問家王國維便是東文學社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後任武昌江楚編譯局幫辦、上海南洋公學虹口分校校長，並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兩廣總督岑春煊聘為教育顧問。翌年，在蘇州創辦江蘇師範學堂，任監督。1906年調北京，在清政府任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羅振玉攜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間著述《殷墟書契》前編、後編及《菁華》等，並由王國維協助，撰成《殷墟書契考釋》及《流沙墜簡考釋》。　　1919年春回國，在天津舉辦京旗賑災事務。1924年應清廢帝所召，入值南書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馮玉祥驅逐出皇宮，他與陳寶琛將溥儀偷送到日本使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本公使館庇護下，陪同溥儀秘密遷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張園，後因功被委為顧問。1928年末，遷居旅順。1931年在旅順火車站西山坡（今洞庭街1號）建磚木結構的三層俄式藏書樓一座，面積300平方米，稱大雲書庫。內藏《大雲無想經》和碑碣墓誌、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30餘萬冊。1932年3月，參加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典禮，並代溥儀向外賓致答詞。偽政權任命他為參議府參議，後改為臨時賑務督辦。翌年6月，任監察院院長，滿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1934年偽滿洲國改行帝制，被邀為大典籌備委員會委員，受到“敘勛一位”的封賞。1936年任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翌年3月，羅振玉返回旅順寓所，繼續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蒐集和整理過甲骨、銅器、簡牘、明器、佚書等考古資料，均有專集刊行，流傳較廣者有《殷墟書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羅振玉以他的博學，先後培養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濟、關百益、孫寶田及他的兒子羅福葆、羅福頤等人，使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學有建樹的專家。另外他對校勘學、目錄學、姓氏學、宗教學、也多有建樹並著述留傳後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種，刊印書籍500種以上。　　羅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終效忠清室。辛亥革命後，羅振玉逃往日本。1919年回國。1924年奉溥儀之召，入值南書房。1928年遷居關東州旅順。九一八事變後追隨溥儀，出任滿洲國參議府參議、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受當時人批判為“漢奸”。1940年5月14日在關東州旅順逝世，終年74歲。　　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言》中寫道：“在中國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欲清算中國古代社會，我們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出發點了。”郭沫若對羅振玉的評價，準確地概括了羅振玉國學研究的成就及其貢獻。

甲骨文研究

　　羅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學研究方面取得主要進展的學者。　　他從1906年起收集甲骨，總數近2萬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勵劉鶚編集《鐵雲藏龜》外，　　還親自訪求，判明甲骨的真實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 　　究者中，羅振玉占有重要地位，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學的奠基者。他對甲骨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　　1、他蒐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資料。著有《五十日夢痕錄》《殷虛書契前編》（1913年）、《殷虛書契菁華》（1914年）、《鐵雲藏龜之餘》（1915年）、《殷虛書契後編》（1916年）等書。1933年又編著《殷虛書契續編》 。同時他還編有《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年）及《附說》各一卷。　　2、他率先正確地判定了甲骨刻辭的性質及出土處之地望。他指出卜辭屬於殷商時代，是王室遺物；斷定它作為文字學資料能代表中國文字的來源，作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時他還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虛遺址，也就是殷朝國都。這對後來的甲骨學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學者的注意後，古董商為了謀取高利，隱瞞了真實的出土地。羅振玉 電視報導照(14張)羅振玉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其真實出土地，並且考訂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代晚期都城，屬於殷室王朝遺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質的考訂，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虛的發掘。羅振玉派人去小屯，不僅收集甲骨，還收集了一批不為古董商重視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龜，輔以獸骨”的文獻記載為出發，認為在蒐集甲骨時必須龜、骨“兼收並蓄”。在《洹洛訪古遊記》中，他記載了殷虛的地形，甲骨出土情況，考訂其它出土物及繪簡圖，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虛的著作，對整個甲骨研究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上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釋出大量的單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點為主要依據，參照《說文解字》 ，並將甲骨文與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較，以闡釋文字的淵源與流變情況。他還利用字形或後世文獻資料推求字的本義及其通假關係。先後於1910年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釋出單字近三百個，於1915年在《殷虛書契考釋》中釋出單字近五百個，其中多得到學界認可。1916年，他還將未識別的卜辭中的千餘字編成《殷虛書契待問編》 ，供大家探討。　　4、他首創了對卜辭進行分類研究的方法。 《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將卜辭分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漁、卜征伐、卜禾、卜風雨等8類，為後世的甲骨分類研究開創 　　了先例。5、與王國維一起，確證了甲骨文中的合書的現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蒐集了大量的資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辭》（三卷，1914）、《貞松堂集古遺文》（16卷，《補遺》3卷，《續編》3卷，1931～35年），收錄以前諸家著錄中未見之器銘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錄當時見到的已著錄和未著錄的4831件青銅器銘。集一時銅器銘文原始資料之大成，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他還提出通釋古金文的構想，提出綜合比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學上的價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釋》（7卷，1916年）；他蒐集整理漢晉木簡，著《流沙墜簡》（合作，1914年）、《流沙墜簡考證》（1934年）等書。此外，他還著有《乾祿字書箋證》《俗說》《集蓼編》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內容豐富，甄別謹嚴，成績浩瀚，方法嶄新，“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郭沫若語）。

敦煌學研究

　　敦煌學今年已經走過了100年的歷程。100年中，無數學者為這門顯學奉獻了畢生精力。而隨著南博31件敦煌文獻的發現，金石大家羅振玉對敦煌學的貢獻變得更加清晰——敦煌學的奠基人就是羅振玉。　　繼河南安陽殷虛被辦認後，西北邊陲敦煌石窟又有數萬件隋唐以後經卷寫本、石刻等珍貴文物的發現。外國人明火執杖掠奪，清廷卻毫無覺察。羅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國外，但留在國內的卻也未逃厄運，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貪婪的黑手，彼此勾結私吞國寶，賊喊捉賊，有些更把運車截攔，竊取其中精華，還把盜竊之餘的長巷破壞截割。羅振玉是中國境內研究敦煌文書的先導者，他以濃厚的國學功底開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國維開創和倡導簡牘研究，共同開闢“國學”新領域的碩果。　　宣統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處，看到伯希和所獲敦煌寫卷，並得知藏經洞仍有數千卷文書，乃力促學部電令甘督查封石室，將所余遺書悉數解送京師。使這批寶藏於宣統二年秋，運抵北京，最後入藏於京師圖書館。對於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購存，所得文書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三種》、《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錄補》、《敦煌石室 　　遺書》、《佚籍叢殘初編》、《石室秘寶》等書中。還和王國維將斯坦因在敦煌、羅布泊等地發現的漢晉木簡照片匯為《流沙墜簡》，並做考釋。撰有《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補唐書張義潮傳》、《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種敦煌學論著，尤其注重對中國傳統四部書寫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虛書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 。

鑑藏大家

　　羅振玉是典型的鑑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銅器、簡牘、明器、佚書等考古文物資料和字畫，還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1931年在旅順火車站西山坡（今洞庭街1號）建磚木結構的三層俄式藏書樓一座，面積300平方米，稱大雲書庫。內藏《大雲無想經》和碑碣墓誌、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50餘萬冊。據考證，僅甲骨片前後就收藏“二三萬片”，其他如青銅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數量也相當可觀。　　羅振玉善識文物，喜研文史。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宮中所藏曆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他都有系統的研究，並撰寫了許多學術價值頗高的專著。羅振玉41歲入學部，因公務簡，又不肯奔走鑽營，有很多時間搜求文物，鑽研學問。“每涉足廠肆，盡廉俸所入，搜求古物書畫，雖資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賈相競爭，但破銅爛鐵，在所不遺，往往批沙得寶，又人棄我取。”羅振玉獲得了很多兩漢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貴文物，為其考古研究積累了實物材料。　　羅振玉為保存和流傳敦煌石室遺書做出過切實的努力。敦煌石室遺書是我國光緒年間新發現的一處千年寶藏。所謂“石室”指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稱千佛洞）。窟內藏有豐富的經書、繡像等，是中華文化藝術的瑰寶，卻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為了保存這些中華文化的“劫餘”，羅振玉奔走呼告，籌措資金，並決心捐出個人全部俸祿，購買餘下捲軸，後又主倡集資影印敦煌遺書，這在他的《鳴沙石室佚書序》中有所敘述。　　他為保存內閣大庫史料及明文淵閣藏書也作出了貢獻。大庫是 　　清代內閣庋藏檔案、書籍的處所，庫分東西，東庫貯存《實錄》、《聖訓》、《起居錄》等，由本閣滿本房掌管。西庫書籍多為明文淵閣藏書之孓遺，檔案則是清列朝內外臣工的題本、奏本、歷科殿試的大卷等。這些都是中國珍貴的歷史文獻，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由於時局動盪，所藏大多被盜，散失在外。羅振玉得知這種情形後，主動承擔起書籍的保存、整理、歸類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間接苦口勸說文襄和榮延，保存、整理庫檔。文襄雖表贊同，但以奏準銷毀為慮，行推諉之實。羅振玉復與會稽司長進行了商議，將庫檔移往國子監，又同國子監丞徐梧生交涉，幾起衝突，後經人出面調解，才獲準。經過一番周折，這批史料總算保存下來了。辛亥革命之後，民國政府有關部門對這批史料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有些還險些遭到被改為還魂紙的厄運降臨。羅振玉聞知，急忙以高出原售價三倍的價格買回，保存起來。1919年春，羅振玉攜家人從日本歸國，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棟小樓，專門用於藏置書籍、文物，另外還單獨租借了20多間房屋用以安置家人親屬。一年後，羅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數間專門用來庋藏大量的史料、檔案，文墨古玩於是也就有了新居所。羅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著篤之彌深的熱情。尤其是對清帝的書畫非常珍視，他將清帝御賜的“寒歲”匾額，特複製一件懸掛在天津寓所的客廳中間，而把原件裝裱珍藏起來。在天津日租界大羅天戲院內有許多古董鋪，羅振玉每碰到清帝書畫，無論如何一定買回珍藏，一次還“偶得”溥儀賜給其師傅陳寶琛的一副對聯。在天津期間，羅振玉與另一位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非常多。羅振玉對王國維除給予經濟上的資助外，並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徑，對其政治、學術等觀點產生重要影響。也可以說日後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其文化底蘊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羅家積澱起來的。

主要著作

　　學術全集：　　《南宗衣缽跋尾》 　　《南宗衣缽跋尾卷二》 　　《甲雲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書畫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雜文甲乙合編 》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上》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下》 　　《丙寅稿》 　　《遼居稿》 　　《遼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車塵稿》 　　《丁戊稿》 　　《後丁戍稿》 　　《貞松老人外集 》 　　《貞松老人外集（卷三）》 　　《遼海吟》 　　《遼海續吟》 　　《集殷虛文字楹貼》 　　《集殷虛文字楹貼彙編》 　　《扶桑兩月記》　　《五十日夢痕錄 》 　　《集蓼編 》 　　《存拙齋》　　《上虞羅氏枝分譜》 　　《殷商貞卜文字考 》　　《讀碑小箋1》 　　《讀碑小箋2》　　《眼學偶得》 　　《石交錄四卷》 　　《俗說一卷》 　　《俑廬日札》 《石交錄（卷三、四）》　　書法編著：　　《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　　《高昌壁畫華》 　　《殷墟書契》　　《殷墟書契菁華》　　《三代吉金文存》

與王國維

　　在近世中國學術史上，王國維與羅振玉是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研究羅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國維，也不能不研究他們兩人的經歷與交往。他們在文學、經史、文字、訓詁、音韻、考據、目錄、版本等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種之多，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對於他們的學術成就，人們並不陌生，也毫無異議。但他們的經歷與交往，卻始終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且眾說紛紜，許多事情至今仍是一個講不清的謎。　　他們是浙江同鄉，有著江南人的毓秀靈透。他們自幼接受的完全是舊式教育，國學基礎非常紮實，二人都是在十五歲時考中秀才。戊戌之後，受新思潮的影響，他們轉而力倡新學。羅振玉辦《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開辦農務學堂和新式教育。王國維則研究叔本華、尼采、康德的哲學與美學，並寫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學批評文章《紅樓夢評論》 。但辛亥之後，二人潛心於國學研究，在甲骨學、敦煌學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們國學大師的地位。可以說，他們的思想傾向和學術興趣，經歷了一個從舊到新，又由新轉舊的過程。那么，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些轉變呢？　　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也是人們品評的焦點。清亡前，他們同在學部任職。辛亥後，王國維受溥儀小朝廷之詔，供職南書房，並重新蓄起髮辮，以清朝遺老自居。羅振玉則鞍前馬後追隨溥儀，為復辟效力，後甚至投靠日本。他們在政治上的趨於保守，以及羅振玉的走向反動，這自是歷史事實，無須迴避，只是這些無從動搖他們在學術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體地說明了歷史人物的多面性和複雜性。　　自1898年二人相識於上海，至1926年絕交，二人的交往歷時近三十年。羅振玉世事洞明，機智練達。他善於經營理財，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是一個很有能量的社會活動家。王國維性格憂鬱悲觀，埋首學術，不問功利，是典型的學者氣質，人稱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正是這種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們對王羅二人的關係，頗有不平。有人講羅振玉廉價使用王國維的腦力勞動；有人講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 ，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有人講王國維投水自盡乃羅振玉所逼……那么，真實或接近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呢？　　羅振玉社會活動多，經歷也更複雜些，加之他後來的逆歷史潮流之舉，人們對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頗有微詞。有人講他販賣假字畫假古董騙人；有人講他印古書為賺錢，等等。的確，羅振玉是一個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閱古物，見識過人，財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時。從殷墟甲骨到敦煌文書，從漢晉木簡到齊魯封泥，他趕上了文物大發現的時代。他傾盡家資，收藏古物，潛心研究，成為名副其實的古器物學家。羅振玉印古書可能確實賺了一些錢，但整理古籍，傳承了文化，這是極大的功勞，再者賺錢也是無可厚非的事。羅振玉終是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學部任職期間，他費盡周折，阻止焚毀內閣大庫舊檔，保存下來八千麻袋的藏書、奏摺、公文等重要的歷史文獻。1909年，當他從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經洞中還有八千件寫經捲軸時，力勸京師大學堂買下這些國寶，使幾經帝國主義分子劫掠的殘存的敦煌文書，留存在國內。他對文化的珍愛，為保護國寶所做出的貢獻，難道不值得人們感懷嗎？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時，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頤和園。他的死，又給後人留下一個謎。他在遺書中寫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人們對其死因的猜測，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為清朝殉節，盡遺臣之忠；一是與羅振玉的絕交，於心至寒；一是懼怕北伐軍攻入北京，身遭辱殺。這些莫衷一是的猜測，至今無任何定論。　　此時的王國維，年整五十，正值學術的旺期。如果說，民國初年這樣變亂的時代，不值得大師留戀，這是時代負於大師的。但這樣一位國學大師，他的思想和學術已經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這個國家和民族。他斷然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中國學術的巨大損失，怎不令人扼腕嘆息！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是他負於時代和人民的。　　但歷史原本就是如此。而歷史的真相，總是被紛繁複雜的人為或非人為的因素遮蔽著，讓我們這些後人霧裡看花。

近代漢奸

　　羅振玉這個人非常有才華，對金石書畫、殷墟甲骨、皇家文檔、敦煌遺書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學術成就，堪稱大師級的水準，並整理、編輯、撰寫了大量很重要的學術著作。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有錢，說的好聽點是一位文物收藏家，說的直接點也是一位文物販子，尤其愛好從民間蒐集經卷書冊圖集等物，很多賣給了日本。辛亥革命爆發後，羅振玉逃亡日本，歸國後又追隨廢帝傅儀。馮玉祥將傅儀逐出紫禁城，就是他偷偷護送傅儀到了日本使館，後來又一路到了東北，成為日偽滿洲國的“開國元勛”。他曾任偽滿洲的參議府參議、滿日文化協會會長，並且還在偽滿洲國開辦墨緣堂，繼續經營書卷文物，升官不忘發財。不可否認這個人在學術方面的造詣與貢獻，現在這些研究國學者，既不可能有羅振玉那么大的學問，也不可能有他那么高的地位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