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百科介紹

生平

　　李贄於嘉靖六年（1527年）農曆十月廿六出生於福建泉州市南門外。原名叫林載贄 ，因家族泉州清源瀛洲林李同宗兩姓分派的緣故，效曾祖父從本姓改為李姓，嘉靖三十五年為避穆宗載垕（同“厚”）諱，取名贄。李贄一生曾用過的名號眾多，還有篤吾、百泉居士、宏父、思齋、龍湖叟、禿翁等。李贄最先入閩的祖先林閭林睦齋於元朝末期因避戰亂由河南入閩。二世祖林駑林東湖是一位航海家商人，經常往還於刺桐港和波斯灣之間。因迎娶波斯女性，故而家族中出現伊斯蘭教信仰者，也即是中國男人迎娶中東女子為妻。到李贄的父親林白齋時，家庭的信仰已經擺脫了曾祖母信仰的影響。　　李贄雖然出家做過和尚，但是佛教並非其唯一信仰，根源上說，李贄的信仰是三教並存，以儒教為本。　　李贄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12歲開始作文，反對孔子把種田人看成“小人”。關於李贄青少年時候的治學情況，有如下記述：“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禮經少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然好易，歲取易讀之。”（李氏文集卷一一易因小序）　　嘉靖三十年，26歲中福建鄉試舉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授河南共城教諭。三十九年，擢南京國子監博士，數月後，父白齋公病故於泉州，回鄉守制。時值倭寇攻城，他帶領弟侄輩日夜登城擊柝巡守，與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敵愾。嘉靖四十二年任北京國子監博士。“三年服闋，盡室入京……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　　隆慶四年（1570），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至萬曆五年（1577）止，共七年。在南都任職的七年中，相識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後來耿定向的假道學面貌露出時，李贄與之互相辯難。至於李贄對耿定向的弟弟定理以及定向的學生焦竑則一直為莫逆的朋友。在南都時，李贄又見過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以及泰州學派的羅汝芳。李贄對王、羅二人都很崇敬。這一時期的重要關鍵是李贄師事泰州學派的學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兒子，幼聞庭訓，王艮在淮南講學，王襞長時期在左右，對“樂學”之說，發揮尤多。　　萬曆五年（1577），出任雲南姚安知府，在公餘之暇，仍從事於講學。他居官的準繩是“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而且“自治清苦，為政舉大體”。他還在府衙的楹柱上寫了兩副對聯。其一是：從故鄉而來，兩地瘡痍同滿目；當兵事之後，萬家疾苦總關心。”其二是：“聽政有餘閒，不妨甓運陶齋，花栽潘縣；做官無別物，只此一庭明水，兩袖清風。”袁中道的李溫陵傳記他此時，“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這頗似羅汝芳的作風。當時雲南邊境少數民族很多，上官嚴刻，他說：“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焚書卷四豫約感慨平生）。在姚安居官三年以後，他厭惡簿書的生活，袁中道記他“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　　李贄的二十多年的宦遊生活，使他深感受人管束之苦。焚書卷四豫約感慨平生說：“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最苦者為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並汪意。……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為郡守，即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此余平生之大略也。”這是多年居官生活的總結，反映了處處與上司牴觸的情況。這種牴觸，實質上是李贄的反封建思想與封建主義的牴觸。他解官以後，並不回鄉，攜妻女往湖北黃安依耿定理。自稱：“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余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在李贄雲南辭官的前一年，萬曆七年（1579年），何心隱被楚撫王之垣緝捕殺害於武昌。李贄對這件事極為憤怒，曾著文二篇為何辯冤，並表示對何的景仰。後來他給焦竑的信中，提起何心隱說：“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見追慕之切。”（續焚書卷一與焦漪園太史書）信中所稱論何心隱者二篇，今焚書卷三中有何心隱論一篇；另一篇，未見。焚書卷六有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五絕一首：“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這詩當作於雲南解官後初到黃安時，可見他對何心隱及其弟子的同情。李贄一生未有機會與何相識，他在與焦漪園太史書中曾引以為憾：“弟向在南都，未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是之耶，抑未詳之耶？若此人尚不是，天下古今更無可是之人類，則其所是者又可知也。”（焚書卷一）。　　李贄棄官後於萬曆九年（1581）春，應湖北黃安（今紅安）耿定理之邀，攜妻子女兒到耿家鄉黃安天台書院講學論道，住耿定理家中充當門客兼教師，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見衝突。耿定向在李贄看來是鄉愿、是假道學的代表人物。萬曆十二年耿定理死去以後，自然與耿定向不能相容，不可能再在黃安耿家住下去了。耿定理死時，李贄有五言長詩三首哭耿子庸（定理字）。其間萬曆十一年王畿卒，李亦著王龍溪先生告文，對王畿表示敬仰，如稱王畿為“新地儒宗，人天法眼”，又說“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萬曆十二年（1584）十月，李贄從黃安移居麻城，因無館住宿而返。第二年三月才定居於麻城龍潭湖上的芝佛院。龍潭距城三十里，一般人不易走到。他從此安靜地讀書著作，與一二相知者講學。移居麻城的時候，李贄將妻女送回福建，自己孑身居麻城龍潭湖芝佛院，讀書著述近二十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李贄倡導絕假還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針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六年（1588年）夏天又剃頭以示和鄙俗斷絕，雖身入空門，卻不受戒、不參加僧眾的唪經祈禱。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縮。他喜愛清潔成癖，衣服一塵不染，經常掃地，以至“數人縛帚不給”。“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言。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為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雙校，肌擘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贄認識了在當時文學上反對復古主義的公安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次年，袁宏道（字中郎）又來麻城訪李贄，二人並同至武昌。《公安縣誌》袁宏道傳載：“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合，賜以詩。……留三月余，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袁宏道之兄袁宗道，對李贄也表示傾仰，自認為能夠了解李贄的一人。他在答李信中說：“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白蘇齋類集卷一五）萬曆二十三年（1595）袁宗道致李贄一面，更為推崇：“翁明年正七十，學道諸友，共舉一帛為賀。蓋翁年歲愈久，造詣轉玄，此可賀者一。多在世一日，多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賀〔者〕二。”（白蘇齋類集卷一六李宏甫）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梅國楨是麻城人，也是與李贄甚相契合的友人之一。李贄著觀音問中所稱澹然師便是梅的女兒。袁中道梅大中丞傳記載他：“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又稱“女澹然以孀為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嚴，於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同年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這時新安汪本鈳來從。汪自萬曆二十二年即來龍湖問學，至李贄死為止，先後相從九年。李最後在獄中給汪有“嗟子胡然泣涕洟，相依九載不勝奇”的詩句。萬曆四十六年（1618），李贄死後的十六年，汪本鈳編輯了李贄晚年的書信詩文而成續焚書，汪本鈳在書的序言中對李贄的思想作了以下的評論：“鈳從先生游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嘗須臾離也。稱事先生之久者無如鈳，宜知先生之真者亦無如鈳。顧鈳何足以知先生哉？則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與天下萬世人共知之也。先生一生無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飫足不已；其無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盡至於嘔出亦不已。以故一點攛自足天下萬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實關天下萬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也。蓋言語真切至到，文辭驚天動地，能令聾者聰，瞶者明，夢者覺，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頫而心折焉。”萬曆二十六年（1598）李贄七十二歲，春天仍在北京，次年春天與同在北京的焦竑共往南京，並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巨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后”。李贄曾在與焦弱侯書里，約略透露了著作藏書時的情況：“山中寂寞無侶，時時取史冊批閱，得與其人會覿，亦自快樂。非謂有志於博學宏詞科也。嘗謂載籍所稱，不但赫然可紀述於後者是大聖人，縱遺臭萬年，絕無足錄，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羨。況真正聖賢，不免被人細摘。或以浮名傳頌，而其實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與辨雪？故讀史時真如與百千萬人作對敵，一經對壘，自然獻俘授首，殊有絕致，未易告語。”（續焚書卷一與焦弱侯書）李贄對藏書的評價，自許甚高。他說：“藏書收整已訖。……一任付梓矣。縱不梓，千萬世亦自有梓之者。蓋我此書，乃萬世治平之書，經筵當以進讀，科場當以選士，非漫然也。”（續焚書卷一與耿子健書）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到山西、通州、濟寧、南京遊歷。在濟寧、南京曾兩次與利瑪竇見面，討論教義。二十八年回到麻城。同年冬天，湖廣僉事馮應京以“維護風化”為名，指使歹徒燒毀龍湖芝佛院，又毀壞他預為藏骨的墓塔。李贄被迫避寓麻城東北商城縣黃檗山中。二十九年，罷官御史馬經綸聞訊將李贄接到通州，住蓮花寺。　　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贄七十六歲。春二月，遺言身後白布蓋屍，土坑埋葬，似從回教葬儀。同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毀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明日，大金吾置訊。侍者掖而入，臥於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倔強，獄意無所置詞，大略止回籍耳。”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說：“我年七十有六，死以歸為？”又說：“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呼侍者剃髮，奪其剃刀割喉，氣不絕者兩日，三月十六日（公曆5月7日）子時氣絕，享年76歲。東廠錦衣衛寫給皇帝的報告，稱李贄“不食而死”。死後，馬經綸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梅掌科、蘇侍御捐資為李樹碑。　　李贄生有4子3女，除大女兒外，其他都不幸夭殤。

自述

　　李贄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　　在《自贊》一文中，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個性：

李贄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前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選自《自贊》）　　關於落髮為僧，在《與曾繼泉》一文中，李贄寫道：　　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發，非其心也。（選自《與曾繼泉》）　　坦然入獄：　　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系中八絕·其一》）　　遺言：　　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即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橫閣其上……使可望而知其為卓吾子之魄也。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背景

　　1.政治上：明後期，中國社會內在矛盾空前尖銳；專制腐敗的王朝政治；農民起義。　　2.經濟上：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市民工商業者成為重要力量；重商主義風氣盛行，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猛烈衝擊。　　3.文化上：明晚期，科舉制度使思想界因循守舊；因循守舊的八股取士；文字獄；理學家鼓吹的理論具有虛偽性導致知識分子逆反。

思想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回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無一厘為人謀者”（《焚書·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同上）。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句句中的。　　李贄對統治階級所極力推崇的孔孟之學也大加鞭撻。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古代，真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焚書·答周柳塘》）。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後為正脈也”（《焚書·答耿司寇》）。人人都是聖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學孔子呢？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醜婦之賤態”（《焚書·何心隱論》）了。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作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焚書·童心說》）。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難怪統治階級對他要恨之入骨了。　　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在《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短見書》中，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他說：“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為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這是對傳統封建禮教的尖銳挑戰。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加以無情揭露。他借漢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話傳說，指斥當權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焚書·封使君》）。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泄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如何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呢？李贄將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焚書·寒燈小話》）。這說明李贄並非要推翻封建統治，而是要維護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沒有超出地主階級思想與時代的限制，也不可能違背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唯物主義到主觀唯心主義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焚書·答鄧石陽》），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李贄信奉佛教和王陽明的心學，所以，他的整個哲學體系的中心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焚書·解經文》），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只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李贄用主觀唯心主義作為反對以客觀唯心主義為基礎的程朱理學的理論武器，勢必削弱自身的戰鬥力。　　李贄的認識論是建立在主觀唯心主義之上的先驗論，主張淵源於佛性的“生知”說。《焚書·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為聖”（《焚書·答耿司寇》）。李贄以“生知”說反對神化孔子，從認識能力、認識來源的角度來否定認識正確與否要以孔子為標準的傳統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進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對“聖人生知”說，其認識論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視的。　　李贄的哲學思想中有不少樸素辯證法的思想。《續焚書·與陶石簣》中說：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剛與柔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他承認事物皆有兩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內部的矛盾對立和相互轉化。受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影響，《焚書》中表現的政治思想為“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晁錯》），“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與耿司寇告別》）等發展變化的思想。　　黃仁宇先生在著作《萬曆十五年》中，亦較為系統的闡述了李贄的思想。

基本政治思想

　　李贄在反對政治腐敗和宋明理學的過程中，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① 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自幼“便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豼糠”（《焚書·續焚書·答周二魯》）。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定的各種思想禁區。李贄把鬥爭的矛頭首先指向孔丘，認為孔丘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話並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為是非,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② 提倡人類平等。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他說：“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李氏叢書·老子解下篇》）。　　③ 反對封建禮教。李贄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進行抨擊，認為儒家經典的六經，如《論語》、《孟子》並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作萬年不變的真理。他反對歧視婦女，當有人說：“婦女見短，不堪學道”的時候，他駁斥說，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並不是先天帶來的。他指出：“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焚書· 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他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④ 反對理學空談，提倡功利主義。李贄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 （《焚書·續焚書· 夏焦弱侯》），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以為不願，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同前）。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義”、“明其道”的宣傳，也是以功利為目的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他指出：“不言理財者，決不能平治天下”（《四書評·大學》）。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認為“知兵之將,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李氏叢書·孫子參同》）。他提倡耕戰，認為“務農講武，不可偏廢”（《李卓吾批點皇明通記》），說“蓋有所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焚書·續焚書·兵食論》）。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⑤ “至道無為”的政治理想。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干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進步的歷史觀

　　1.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李贄對《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2.反對歷史保守主義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行，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於世推移，其道必爾”的主張。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3.民本思想。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著述

　　李贄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　《李氏藏書》《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於金陵。 　　《李氏續藏書》《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刻。 《史綱評要》三十六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閣刻。 《李氏焚書》《焚書》六卷。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刻於麻城。 《李氏續焚書》《續焚書》五卷。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 《初譚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稱《言善篇》）四集。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宛陵劉遜之刻。 《李卓吾遺書》十二種二十三卷。明·繼志齋刻（包括《道古錄》二卷、《心經提綱》一卷、《觀音問》一卷、《老子解》一卷、《莊子解》二卷、《孔子參同》三卷、《墨子批選》二卷、《因果錄》三卷、《淨土訣》一卷、《暗然錄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慶答問》一卷）。 《李氏文集》、《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 《李氏叢書》《易因》二卷。明刻。 《李氏六書》六卷。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歷朝藏書》一卷、《皇明藏書》一卷、《焚書書答》一卷、《焚書雜述》一卷、《叢書匯》一卷、《說書》一卷）。 《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繼錦堂刻。 《龍溪王先生文錄鈔》九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 《枕中十書》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騎錄》、《篔窗筆記》、《賢奕賢》、《文字禪》、《異史》、《博識》、《尊重口》、《養生醍醐》、《理談》、《吟壇千秋訣》）。 《批評忠義水滸傳》100卷、100回。明容與堂刊、芥子園刊（另《批判忠義水滸傳全傳》121回，明·楊定見刻）。 《批點西廂真本》二卷、《批評紅拂記》二冊、《批評幽閨記》二卷、《批評洗紗記》二卷，明刻。 《評選三異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諧刻（包括《方正學文集》十一卷、《傳狀》一卷、《於節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傳狀》一卷）。 《讀升庵集》二十卷、《世說新語補》二十卷、《四書評》、《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說書》八卷、《姑妄編》七卷、《李溫陵集》二十卷、《禪談》一卷、《龍湖閒話》一卷、《文字禪》四卷、《左德機緣》三卷、《李氏因果錄》三卷、《業報案》二卷，明刻。 　　他曾評點過的《水滸傳》、《西廂記》、《浣紗記》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　　著名文章：《童心說》、《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等。

評論

褒

　　李廷機《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識見洞千古。孑然置一身於太虛中，不染一塵，不礙一物，清淨無欲，先生有焉。蓋吾鄉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內如先生者亦少矣”。 池方顯《謁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內，緣乃在玄州。閩楚竟難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尋知己，依依今未休。” 　　汪本鈳《續藏書》序：“先生一生無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飫足不已；其無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盡至於嘔出亦不已。以故一點攛自足天下萬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實關天下萬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也。蓋言語真切至到，文辭驚天動地，能令聾者聰，瞶者明，夢者覺，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頫而心折焉。” 袁宗道：“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 　　袁中道《李溫陵傳》：“……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拓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復，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 　　馮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詩》：“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後名多道益彰。” 　　吳虞《李卓吾別傳》：“張問達、王雅量能焚毀卓吾之書於一時，誣陷卓吾之身於一日……卓吾書盛行，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不適，朝廷雖焚毀之，而士大夫則相與重鋟，且流傳於日本”。

貶

　　顧憲成《束高景逸書》：“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是塗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 　　《四庫全書目錄提要》：“贄非聖無法，敢為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榮眾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為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毀，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存目》：“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抨擊孔子，另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誅者。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如置之不論恐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曝其罪。” 另外，沈瓚在《近事叢殘》中說：（李贄）“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務反宋儒道學之說。……懦釋從之者幾千萬人。其學以解脫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後學如狂，不但儒教潰防，即釋宗繩檢，亦多所清棄。”　　沈鐵《李卓吾傳》說：“載贄再往白門（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尋訪舊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壇說法，傾動大江南北。北通州馬經綸以御史謫籍，延載贄抵舍，焚香執弟子禮、而燕冀人士望風禮拜尤盛。”

其它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錄》里寫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東方朔、像李贄、像金聖歎、像汪中、像狄阿傑尼斯（Diogenes）、像伏爾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蕭伯納、像巴頓將軍（Gen.George Patton），我喜歡他們的鋒利和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的最後一章專論李贄說：“李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 ，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李贄又被當作尊法反儒的英雄，加以推崇，他的著作被劃歸“法家”。　　李贄的著述先後數次被禁毀，民間盜印、假託者不絕，門人汪本鈳說：“（卓吾）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漸至今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謔刻本批點，動曰卓吾先生。”

墓地

　　李贄墓在北京市通州區西海子公園。李贄去世後，馬經綸遵其遺囑，將其安葬於通州城北的馬廠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馬經綸之子馬健順協助詹軫光立有《李卓吾先生墓碑》。均先後被毀。年，得以遷至西海子公園內，方得安寧。　　墓前立其好友焦閎書“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陰有詹軫光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書《李卓吾碑記》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其西有通州區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記》碑。兩碑前有周揚題“一代宗師”碑。 　　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環繞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

故居

　　地 址: 泉州市區南門南壽路 　　

詩選

　　【獨坐】　　有客開青眼，無人問落花。 　　暖風熏細草，涼月照晴沙。 　　客久翻疑夢，朋來不憶家。 　　琴書猶未整，獨坐送晚霞．　　【系中八絕·老病初蘇】　　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　　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石潭即事其四】　　若為追歡悅世人，空勞皮骨損精神。　　年來寂寞從人謾，只有疏狂一老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