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百科介紹

生卒年月

　　出生：鹹豐八年（1858年3月19日） 廣東南海逝世：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31日） 山東青島

人物概況

主要著作

　　《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康有為肖像(12張)》《歐洲十一國遊記》《廣藝舟雙楫》等。卒年七十。

早年

　　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他十九歲時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康贊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闢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他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他遊了一次香港，使他大開眼界。以後他又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藉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上書光緒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並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後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因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入仕

　　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1895年～1898年，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

組織強學會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後，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於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民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創辦報刊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印一千份，後來加印三千份。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醞釀變法

　　康有為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實踐，在社會上名聲很大。光緒皇帝準備召見康有為。但是，由於反對變法的大臣從中設定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後康有為如有奏摺，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摺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啓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裡，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

戊戌變法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裡。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反對派發動“戊戌政變”，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啓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前後一百零三天，又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在《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殘暴；“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　　在袁世凱提出祭孔的時候，康有為致電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禮，“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

人物生平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啓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啓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啓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目前尚有較大爭議。　　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被殺，康有為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遊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　　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遊園”。後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並擬好大學章程，後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為在上海做畢70大壽，於21日抵青島。30日晚，一位廣東同鄉請他吃飯，未終席而腹痛，翌日身死異鄉。　　康有為以其所處的時代，先行看到了國家的危機，並進行了大膽嘗試，為孫文領導的辛亥革命做了實踐上的指導。

人物思想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　　近年對於康有為的歷史地位存在著較大爭議。由於維新變法後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於政治宣傳目的而頗多不實，使得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難。

思想定性

　　對康有為以及對由他推動的戊戌變法運動的定性的爭執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於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結果更是百家爭鳴。這裡引用《論康有為政治思想的根本屬性》（王建輝著，安徽師範大學2008年度“學術月”論文一等獎）：“19世紀末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的末期，但不能據此就套用理論，給這一時期的這個變革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給那個運動解釋為資產階級革命，更不能因為客觀的進步作用而不正視變革人物主觀的落後性。帶理論去分析歷史是一種方法，客觀分析歷史得出新的理論是一種研究。制度的變革除了經濟基礎的推動，也需要文化上的適時更新。經濟基礎的形成有時並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層建築的飛躍。近代，隨著資本主義滲入，19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出現了工人的隊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國內的資本主義力量。並且，之後在“一戰”中迎來短暫的春天。但當時這個資本主義力量作為推動上層建築的革命是不夠的。況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氛圍下，把戊戌變法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是可疑的。作為這場革命指導理論的康有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義為主導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過這一個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這裡只作為一種參考。）

賦稅思想

　　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闢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我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於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里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亘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個人貢獻

　　歷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歷史時代卻可能有相似的問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與今天一樣，都處在社會政治與法制的轉型時期。因此，研究過去100年憲法思想的發展，對今天的憲法學和當代中國的憲政建設有深刻的借鑑意義。康有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他領導了中國知識界的啟蒙運動。先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其後，他以上書和進諫的方式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康有為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敢於像康有為那樣把他們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建議和構想反覆向皇帝提出。在我國歷史上，他首次倡導了政治體制上的中西結合，最早在中國提出了立憲政體，並提出了具體的憲政方案：興民權、設議會、進行選舉和地方自治，在堅持儒家傳統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學習西方的立憲經驗。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為我們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組成部分，仍然應當重視。

一、康有為對中國憲法發展的貢獻

　　康有為是中國第一批探索憲政的人 ,他的立憲思想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 ,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 40 0 0餘年 ,不可謂沒有法 ,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 ,但是法自君出 ,權尊於法 ;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禮入法 ,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 ,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 1 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 ,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 ,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 ,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 ,“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 ,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① 因此 ,“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 ,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 ,② 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 ,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 ,直至清末立憲 ,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覆 ,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 ,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 ,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反對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

　　在康有為時代以前 ,中國只有朝代更替 ,從無政體之變。自康有為始 ,君主專製作為一種政體受到挑戰。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 ,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 ,並民主亦不立。”又說 ,“君臣一倫 ,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 ,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 ,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 ,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 ,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 ,他提倡虛位君主 ,類似於英國。③ 戊戌變法時期 ,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 ,康有為還分析說 ,(法國與日爾曼 )兩國之創同時 ,而強弱異形於後 ,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④　　有人認為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以後仍然提倡君主立憲 ,是反對建立民主共和國 ,實際上是維護封建專制。⑤ 筆者以為 ,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後 ,康有為雖然主張君主立憲 ,但是所謂虛位君主 ,“名是皇帝 ,實非皇帝” ,君主的許可權由憲法規定 ,“憲法全由資政院起草決議 ,則全由民權共和至明” ,並且憲法是“一國最上法、最高權”。⑥ 在這一設計當中 ,專制政體下皇帝的立法權、行政權、人事權和軍權都已有名無實 ,與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所提倡的君主立憲相比 ,發生了質的變化。雖然他反對革命派的共和政體 ,稱民主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與虛君共和同樣是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表現形式。從憲政發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義上的憲法和憲政肇始於英國 ,其主要特徵就是確立了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 ,這種君主立憲制對於封建專制而言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歷史意義是不應也無法否認的。因此 ,忽視歷史的進程和時代特徵而斷言康有為辛亥革命後立憲思想的反時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視了其所處的時代特徵 ,是一種以今人之觀念強求於歷史人物的評價。

提倡權力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⑧ 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 ,就曾經明確提出 :“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 888年前 )當中 ,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 ,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⑨ 他認為 :“以一順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 ,居於其下 ,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 ,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 ,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 :“泰西論政 ,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 ,有議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 ,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後體立事成。” ⑾ 同時 ,他反對機構設定重疊 ,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憲法中“分權與制衡”原則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最高統治權按類別和職權分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別由獨立的機關負責 ,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制約與平衡的關係 ;分權的第二個方面是國家結構形式上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與制衡。從康有為後來的變法實踐和政論看 ,他對三權分立專門的論述不多。但是 ,他倡導議會政治 ,實際上是分君主之集權 ;提倡地方自治 ,則是主張地方分中央之集權。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 ,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 ,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 ,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 ,人生來平等 ,同時又充滿差異性 ,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 ,有自主權 ,應當“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對此進行規範。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門、論人公法 ) ,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 (引說一條 )中 ,他論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統稱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約關係中的見證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係的合法性來源 ,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 :“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 ,而不聽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為國 ,非以為民 ,但求不亂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無小官 ,有國官而無鄉官 ,有國政而無民政 ,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 ,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亂世封建其一人 ,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 ,聽民自治 ,聽眾公議 ,人人自謀其公益 ,則地利大辟 ,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 ,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體設計。在當時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 ,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 ,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 ,維持國家秩序的規範當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規範 ,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為雖然提倡地方自治 ,卻始終反對聯省自治 ,維護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 1920年 ,軍閥混戰 ,各地方紛紛獨立 ,有人以美國、德國實行聯邦制而富強 ,提出聯省自治的理論。對此 ,康有為十分清醒地認識到 ,美國、德國之所以實行聯邦制在於其建國之前 ,本為“久遠分立之邦” ,實行聯邦制恰恰是為了統一。而中國自漢以後 2000年 ,皆以統一立國 ,采聯省自治 ,實則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實則軍閥專制、“只有割據之軍治 ,而民治無自而生 ,故軍閥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為的這一論點的正確性後來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所證實。

二、康有為憲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儘管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 ,但是 ,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義的立憲觀曾經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為時代 ,保守主義的立憲思想卻不能解決中國的危機。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時存在著生存問題、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三重危機 ,而康有為的立憲觀最關注的則是生存危機 ,即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問題。無論是設制度局也好、滿漢平等也好 ,都是富國強兵的手段。即使康有為的變法能夠成功 ,也只能解決中國危機的一部分 ,即生存問題。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問題的挑戰。專制君主製作為一種傳統的統治方式 ,越來越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 ,隨著西方民主觀念的引入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成熟 ,漸進的、調和的保守主義改革思想遭受更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戰 ,尤其是滿族官員十分擔心喪失既得權力 ,而人數眾多的漢族則不滿於長期以來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評價空想社會主義理論時 ,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論 ,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 ,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 ⒅ 雖然有人稱康有為屬於上層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 ,但是迄今為止 ,幾乎還沒有確鑿可信的史實足以證明 ,在戊戌變法以前就存在著一個民族資產階級上層。⒆ 實際上 ,康有為的變法思想來源於中國 1 9世紀轉型期的特殊階層 ,他們雖然反對專制體制 ,但是由於當時尚未形成獨立的民族資本主義階層 ,因而又不得不依附於專制體制中的開明官僚。正因為如此 ,改良派為推動立憲所採取的行動具有軟弱性。戊戌變法以前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立憲派投靠帝黨 ,而帝黨由於缺乏實力 ,隨時準備與守舊派妥協 ,從而導致“新政”失敗。戊戌變法之後 ,他們仍然寄希望於清政府內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後 ,康有為又因主張帝制和復辟而不容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陣營 ,始終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第三 ,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於時代的局限性 ,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 ,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就憲法的來源看 ,立憲主義包括立憲的價值學說和立憲的規範形式兩方面 ,其中憲法的價值尤其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個“新開端” ,反映的是新生的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康有為的立憲理想則是從社會進化論出發 ,希望調和君權與民權之間的矛盾 ,減緩新生力量對封建專制的衝擊 ,維護舊體制。因此 ,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強調憲法是“維新之始” ;另一方面 ,又說憲法是傳統的延續 ,認為中國的文教禮俗即英國的不成文憲法。 ⒇ 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兩種傳統 :民權傳統和君權傳統 ,僅僅把它們統一在“法治主義”或者“憲法”的規範秩序當中。實際上 ,資產階級憲法之不同於“古典”的 (希臘城邦或羅馬共和國時代 )的憲法 ,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它們所強調的憲法的精神不同。例如 ,激進的潘恩就十分強調憲法一詞的政治意義 ,認為憲法不僅規範政府的組織形式 ,更是保護民權不受政府權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為雖然認識到民權的價值 ,但是在權利的實現與權力的效率之間發生衝突時 ,他就難免要為“效率”犧牲原則。例如 ,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論議院書》中 ,康有為說 :“君猶父也 ,民猶子也 ,中國之民皆如幼童嬰孩 ,問一家之中 ,嬰孩十數 ,不由父母專主之 ,而使幼童嬰孩自主之 ,自學之 ,能學成否乎 ?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 ,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 ,若雷厲風行 ,三月而規模成 ,二年而成效著”。22 在設立議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康有為一直稱讚西方的代議制 ,但是他主張設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屬於君主的智囊機構 ,而不是民選機構。不但如此 ,議院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機構 ,是作為封建君權的對立物而出現於歷史舞台之上的。然而 ,康有為和當時中國先進的思想家往往是從“通下情”的角度來認識其作用的。這樣一來 ,議院的設立並不否定封建君權 ,相反倒成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的有效機制。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其憲政實踐的諸多兩難困境。

三、康有為立憲思想的來源

　　休?塞西爾認為 ,英國近代保守主義有三個主要來源 ,即人類的天生的守舊傾向、王黨主義和帝國主義。撇開“人類的天生的守舊傾向”不論 ,分析康有為的憲法思想發展可以發現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主要來自兩方面 :孔教傳統與“同治情結”。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 ,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 ,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1 879年 ,康有為結識張鼎華 (字延秋 ) ,這是康有為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之後 ,他“捨棄考據帖括之學” ,開始閱讀“西國近事彙編” ,並“薄游香港 ,覽西人宮室之環麗 ,道路之整潔 ,巡捕之嚴密 ,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 ,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23 光緒八年 (1 882年 ) ,康有為自京應試返南海 ,“盡釋故見”、開始“大講西學”。康有為這一時期所接觸的西學 ,仍然以遊記和歷史為主 ,並沒有使他放棄儒家正統觀念 ,而是對傳統的儒教進行了“揚棄” ,做《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湯志鈞在評價近代經學在中國的地位時曾意味深長地指出 :“把封建經學進行改造 ,……沖盪了封建勢力 ,促進了思想解放。……封建統治者為了維持‘中體’ ,也只能說要‘西用’ ;資產階級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經學有關。經學的改造 ,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動盪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 ,而經學在近代中國還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說明它的傳統影響還是很深。” 24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 ,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 ,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 ,指出 :“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 :一曰勢 ,一曰俗。二者既異 ,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 ,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 ,深入於人心 ,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25　　不然 ,由今之法 ,不能一辛亥革命後 ,他更痛心疾首地譴責 :“今之共和 ,非革清朝之命 ,實革孔子聖教之命 ,黃帝民族之命 ,故可驚可痛 ,莫此為甚也。竊惟方藥不論補瀉 ,惟在能起沉疴 ;政體不論君民 ,惟在足以立國。蓋身有老少強弱之異 ,決無萬應之單方 :國有歷史風俗之殊 ,,難全從人而舍己。若誤行之 ,可以死亡。今中國群醫之誤 ,幾以共和之方殺中國 ,成效已畢見矣”。26又說 :“萬國禮教主無不跪 ,中國民不拜天 ,不奉耶、會 ,又不拜孔子 ,留此膝何為 ?” 27 這和他後來“引孔入憲”的作法是一脈相承的。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 ,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 92 7年 )中 ,康有為稱 :“臣海濱鄙人 ,文質無底 ,雖十三世為士 ,而門非華腴 ,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 ,咨臣以變法自強之業 ,諭臣專摺奏事 ,由是感激 ,竭盡愚忠。”28 此後 ,當梁啓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 ,康有為強烈反對 ,指責梁啓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 ,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 ,是一種自我“革政” ,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 ,懋勤殿也罷 ,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 ,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 ,29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後 ,帝制既已被推翻 ,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 ,直至策動復辟 ,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後 ,辛亥革命以後政權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 ,也使康有為對共和制喪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後 ,軍閥混戰、各派輪流執政 ,康有為曾感慨萬千地說 :“吾用法國責任內閣之制 ,則總統、總理日相爭軋 ,黎宋卿、馮華甫、徐菊人之與段祺瑞 ,至於之戰德國、戰湖南。甚至於軍事二十一條與日本為爭具 ,前幾亡國 ,後起爭裂 ,幸而德敗美勝 ,日本解約 ,否則中國亡之久矣。此法國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總裁制廣東行之 ,岑、伍、孫、唐爭禍至今 ,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來號稱共和 ,而實共爭、共亂、共殺 ,以召共管而已”。30 因此 ,他認為民國是以“秦始皇專制之戮 ,而冒稱共和 ,……。”31 本來就對君主制存有懷舊之心的康有為 ,經過辛亥革命後十幾年的政治現實 ,再次對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 ,轉而支持復辟帝制 ,反對當時的民主共和。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 ,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32 康有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舉憲法的旗幟對封建專制進行質疑和挑戰的學者和改革家。雖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 ,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作為近代中國憲法思想啟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評價歐洲的思想啟蒙時認識到 ,從歷史上看 ,儘管啟蒙哲學熱衷於進步 ,併力圖粉碎舊法律的框架 ,建立新的人生觀 ,然而它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徵 ,卻是屢屢返回那些哲學的老問題上去。33 這種一方面和近古和現存的秩序作鬥爭 ,但另一方面又不斷回到古代思潮和問題上去的兩重性同樣可以用來理解康有為在憲法問題上的局限性和進步性。進一步來看 ,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 ,但是作為一種方法 ,移植和借鑑國外的法學經驗 ,併兼顧本國國情的思路 ,卻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 。

四、康有為的書學思想

　　後人了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事實上，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他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詩歌創作，想像奇特，辭采瑰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啓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遊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因為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後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目前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遊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他周遊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啓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象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展已是風起雲湧。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讚，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　　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面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侷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綜合來看，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