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文載
傅山畫像
《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遺逸二》 傅山,陽曲人。六歲,啖黃精,不穀食,強之,乃飯。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為搢紳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媕冘。提學袁繼鹹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閹黨也。山約同學曹良直等詣通政使,三上書訟之,巡撫吳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聞一下,甲申後,山改黃冠裝,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繼鹹自九江執歸燕邸,以難中詩遺山,且曰:“不敢媿友生也!”山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 順治十一年,以河南獄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為安,而其仰視天、俯視地者,未嘗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與人接。 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給事中李宗孔薦,固辭。有司強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師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學士馮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山臥床不具迎送禮。魏象樞以老病上聞,詔免試,加內閣中書以寵之。馮溥強其入謝,使人舁以入,望見大清門,淚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翼日歸,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嘆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既而曰:“使後世或妄以許衡、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至家,大吏鹹造廬請謁。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稱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卒,以朱衣、黃冠斂。山工書畫,謂:“書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 人謂此言非止言書也。詩文初學韓昌黎,崛強自喜,後信筆抒寫,俳調俗語,皆入筆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詩亦附焉。眉,字壽髦。每日出樵,置書擔上,休則把讀。山常賣藥四方,與眉共挽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經,力學,繼父志。與客談中州文獻,滔滔不盡。山喜苦酒,自稱老糵禪,眉乃稱小糵禪。
大事年表
傅山塑像
明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六月十九日出生。 15歲,參加了山西提學副使文翔鳳主持的童生考試,錄為博士弟子員。 20歲,“試高等食廩氣”,成為一名廩生。 23歲,兒子傅眉出生。 27歲,妻張氏卒,誓不復娶。 31歲,袁繼鹹修復三立書院,恢復講學制度,選拔300餘名才士到三立書院學習。傅山深受其器重。 袁繼鹹蒙冤入獄,傅山與薛宗周組織山西諸生赴京“伏闕訟冤”,散發揭帖,包圍首輔請願示威,驚動崇禎皇帝。 32歲,袁繼鹹冤案平反。 39歲,明亡,傅山出家為道。本年內傅山多寓居平定、壽陽、盂縣。 40歲,袁繼鹹在九江為清兵所俘,被執北上,自鐵城寄傅山詩札,以志節相勵。 41歲,袁繼鹹矢不降清被殺。傅山密潛入京,收袁繼鹹遺稿。 44歲,反清大起義遍及山西全省。傅山友薛宗周、王如金參加抗清義軍,犧牲於晉祠堡戰役。傅山作《汾二子傳》,備加讚揚。 45歲,寓祁縣訪戴廷木式,題詩丹楓閣壁。 49歲,因受河南宋謙起義的牽連,傅山被捕入獄,同時被捕的還有其子傅眉,後又訊其弟傅止。由於傅山矢口否認牞傅眉、傅止預先編好假供,且宋謙死無對證,最終得以釋放。這就是“朱衣道人案”。 54歲,本年6月,鄭成功、張煌言大舉入江南。傅山南遊。 55歲,傅山的母親卒於松莊,年84歲。 57歲,6月登北嶽。 58歲,顧炎武初訪傅山。王顯祚為傅山買宅。 60歲帶病游關中登華岳。 67歲,戴廷木式為傅山作《石道人別傳》。 69歲,傅山游山東,登泰山。 73歲,康熙詔開博學鴻詞科,傅山被迫晉京,到了京城30里外,拒不入城,住在崇文門外園教寺。 74歲,三月殿試博學鴻詞,傅山七日不食,稱病臥床。康熙皇帝賜他“中書舍人”。 76歲,正月三日遇虎,作詩。 78歲,二月初九,兒子傅眉卒,年57。六月十二日,傅山卒。
人物生平
傅山浮雕像
明末清初之際,地處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陽曲縣(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跡生平,不見於正史記載,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跡的縣誌、府志,也只見廖廖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民眾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他就是明清之際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親職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15歲補博士弟子員,20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 袁繼鹹,是明末海內鹹知的耿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於袁氏門下。袁繼鹹曾在朝為兵部侍郎,因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為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年),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鹹,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為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餘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願。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並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鹹冤案得以昭雪,官復武昌道。袁繼鹹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袁案結束後,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闢為書齋,悉心博極群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未幾,李自成起義軍進發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輾轉於平定嘉山。不久,起義軍、清軍先後攻占北京,明亡。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為表示對清廷剃髮的反抗,他拜壽陽五峰山道士郭靜中為師,出家為道,道號“真山”。因身著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為自己忠君愛國、抗清復明的寄託和掩護。
人物氣節
傅山《仙遊詩十二屏》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復明室,並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繫,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係,即便是嚴刑逼供,也只說宋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傅山出獄後,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復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自謂僑公,那些“松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寓意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只是到處做客罷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康熙二年(1663年),參加南明政權的崑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為同志,自此過從甚密。他們商定組織票號,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筠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為“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清初,為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朕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後,傅山繼續稱病,臥床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乾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靠坐床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又在皇帝恩準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 傅山由京返並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為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成就
傅山的畫像
在學術和學術思想上,傅山的學問文章,都追蹤當時的進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時,他的思想帶有強烈的進步傾向,不重視當時學者重理學的傾向。他讚揚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統治者視作洪水猛獸的李贄學術思想和劉辰翁、楊慎、鍾星等節高和寡之士的文風。對明末的政治腐敗,官場齷齪,是有清醒的認識。清軍入關明王朝滅亡後,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學者以經學為中心的研究範圍,而是獨辟研究子學的途徑,衝破宋明以來重理的羈絆,開拓了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成為清之後研治諸子的開山鼻祖。至於傅山的詩賦,則是繼承了屈原、杜甫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他主張詩文應該“生於氣節”,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為衡量標準。傅山一生著述頗豐,可惜所著宏論,大都散失,只存書名和篇名,留存於世的僅《霜紅龕集》和《兩漢人名韻》兩部。 在詩、文、書、畫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於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畫征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 傅山作為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一生中處處表現了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他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氣節,毫不愧對“志士仁人”的評價。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正統思想的作梗,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夾雜著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無不打著大漢族主義的烙印,這些則應引起當今學者和研究者的注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77歲。
後人紀念
傅山紀念館位於山西太原晉祠博物館內勝瀛樓的西南側,是坐南向北的一座清代建築的四合院,其總占地面積553.5平方米,整個館址東西寬20.7米,南北深27米,館內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構形與裝飾,內有南屋五楹,東西配房各三間,前開屏門,別成院落,東北隅辟小門,東出別構小院。館內四周連通,布展靈活方便,為迴廊式的展廳,雕刻精緻,油飾彩繪,雅致怡人。紀念館是永久性陳列展覽與收藏傅山書畫精品、文獻資料及對外文化交流,舉行各種活動的重要場所。 傅山紀念館,原為同樂亭,創建於清乾隆二年(1737年)。清乾隆書法家楊二酉《同樂亭記》寫道:“里人歲時宴饗,來會於斯,無移樽擇勝之勞,有少長鹹集之盛,故顏其亭曰同樂。”劉大鵬有聯“同聲相應,同會相求、同人共樂千秋節;樂不可無、樂不可極、樂事還同萬眾心”。1964年,經太原市政府批准,在同樂亭原址上,向西擴建三米,其名由同樂亭改為“山西曆代書畫館”,此名匾由郭沫若題寫,後改為為“傅山書畫展覽館”、“傅山紀念館”。 作為三晉文化名人傅山的故里,從古到今,用傅山命名的學校、街道、醫院、商鋪日漸增多,為挖掘傅山文化及其產業,打造弘揚傅山文化氛圍。早在一九九二年初,原北郊區委書記范世康就作了打造傅山名人品牌、開發旅遊文化產業、發展向陽工商十里一條街的批示,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又進行了三次大的規劃。二〇〇四年為進一步挖掘傅山瑰寶,在區委、區政府的牽頭下,在向陽鎮黨委、政府的積極配合下,策劃了“中華傅山園”“傅山廣場”的建設規劃項目。 山西作為傅山先生的故鄉,山西人民始終對先生懷著崇高的敬意和懷念。2007年,當此傅山先生誕辰400周年之際,目前收藏有國內最多先生遺墨的山西博物院,聯合晉祠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天津博物館等多家大型文博收藏單位,將之前分散各地的先生書畫作品匯聚一處,作一集中展示。這是300年來很多先生手澤遺珍第一次重歸故里,也是先生作品的空前大聚合,這是紀念傅山先生的一次隆重活動。暫定於2007年9月25日左右開,展出時間三個月。
醫學作品
傳世醫書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對後世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傅青主女科》,更是清代主要傳世之婦產科專著。一說《傅青主女科》節自陳士鐸《辨證錄》等醫書,系託名著作。但從其遺墨《醫學手稿》,可知即《傅青主女科》“調經”部分。另著有《大小諸症方論》(1673年),據顧炎武序(1673年)稱“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兒科》一卷、《男科雜症》一卷”,可見以上醫書確為傅氏所著。
書法成就
傅山書法
傅山本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學問人,淡於名利,勤於讀書。他的書法初學趙孟頫、董其昌,幾乎可以亂真。他的《上蘭五龍洞場圃記》為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作,與宋人風範毫無二致。宋代文人喜歡用生辟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是如此。他學富五車,積學深厚,又頗具個性,加之書法界有了張瑞圖、黃道周、王鐸和倪元璐等諸名家的影響,傅山的書法更是具有一種奇特的怪味。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他的人生觀和審美觀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對顏真卿的人品書品推崇備至,簡直是五體投地。他寫大字喜用顏體,如《集古梅花詩》,就是寫小楷也用顏體,如《逍遙遊》。鄧散木《臨池偶得》中說:“傅山的小楷最精,極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書應人求索,但他的草書也沒有一點塵俗氣,外表飄逸內涵倔強,正象他的為人”。他的顏體寫得非常好,流傳至今的顏體大字楹聯和榜書多件,皆端莊遒勁,剛健有力。 傅山在書法藝術理論上是有貢獻的。他所提出的“四寧四毋”理論極其精闢,對整個藝術範疇有著普遍意義和深遠影響。 “
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足以影響中國書學領域。 作書寧追求古拙而不能追求華巧,應追求一種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藝術境界。 寧可寫得醜些甚或粗頭亂服,也不能有取悅於人、奴顏婢膝之態,尋求內在的美。 寧追求鬆散參差、崩崖老樹、也不能有輕佻浮滑,自然瀟疏之趣,遠勝品性輕浮之相。 寧信筆直書、無需顧慮,也不要描眉畫鬢,裝飾點綴,有搔首弄姿之嫌。 傅山的理論大有針砭時風、力挽狂瀾之用意。可謂振聾發聵之洪鐘,與他同時代的文人學者相比,有很大不同。在他的詩文中沒有絲毫替聖人立言,為統治者出謀獻策的意思。反之,他自稱道士、僑民,在反清復明已無希望的情況下,卻期待著世道人心有所突變。他給自己起了個別號“觀化翁”。既然清朝的統治已經鞏固,世風人心正在越變越壞,於是就希望迅速地壞下去,物極必反之後就會突變。他對戰國諸子都有深入的研究,認為古代的學術文化能夠激勵炎黃子孫奮發起來;他願做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並盼望著民族的真正覺醒,從根本上剷除暴政。 金聖歎與傅山同歲,金喜歡對皇帝旁敲側擊,同時也對皇帝抱有幻想。而傅山卻沒有任何幻想,他寫道:“李白對皇帝只如對常人,做官只如做秀才,才成得狂者”。他對《周易·蠱卦·上九》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解釋道:“王侯皆真正崇高聖賢,不事乃為高尚。其餘所謂王侯,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 傅山在評論歐陽修《新五代史》時說:“王彥章粗魯莽漢,僅死事可,特立死節之目,全未推敲所事所死者為誰也”。傅山此番評論多么尖銳!什麼樣的狗屁皇帝,值得為他死嗎?對於那些不論什麼樣的皇帝,一見皇帝就俯首帖耳的奴才順民們,這無疑是驚世駭俗訓斥和一針見血的諷刺。 傅山晚年著力研究東周學術並獲得巨大學術成就。《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中空間就有傅山的專章,受到歷史學家們高度評價。他對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進行了深入研究,並重新評價了趙孟頫書法。試看他的《秉燭》詩:“秉燭起長嘆,奇人想斷腸。趙廝真足異,管卑亦非常。醉起酒猶酒,老來狂更狂。斫輪於一筆,何處發文章”。“斫輪”語出《莊子·天道》:“行年七十而老斫輪”。此詩為傅山七十歲後所作無疑。“趙廝”即指趙孟頫,“管卑”即趙孟頫之妻管仲姬,“奇人”則指趙氏夫婦。 傅山年輕時學趙,後來完全出於政治思想原因而痛罵趙字,並一再告誡兒孫千萬不可學趙字。此時,在深入研究了王書之後,他才又把趙孟頫看作奇異的天才。
雜 書
傅山先生的遺墨,片紙隻字,珍逾拱璧,他的獨特書風代有傳人,盛行不衰。在傅山的傳世法書中,“雜書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品種。所謂“雜書”,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是內容比較多樣:自作詩文、筆記掌故、摘抄舊籍、點評人物,往往兼而有之,東一條,西一段,全冊無統一主題與體例。 其次,是字型不統一,或小楷,或行草,篆、隸間出,花樣繁多。而且由於是興來即書,興盡則止,?非一氣呵成,故一體之中,風格、味道也不單一。 傅山為什麼要寫這許多“雜書”呢?根據他的身世和性格來理解,應是出於閒暇自娛、寂寞自遣的需要,或是作為一種調整心態、砥礪情操、研習書道的特殊修煉方式。由於沒有特定的功利目的,因而“雜書”的創作心態十分輕鬆自由,作者的觀點傾向、性格情緒和書寫技藝均得以真實完美的展現。 眾所周知,傅山是跳出名利場的高人,他“畏人如畏虎”,厭惡世俗酬應。但盛名之下,又無法完全杜絕筆墨酬應,故而常常由兒子傅眉、侄子傅仁等人代筆應付求字之事,後半生尤其如此。
佛學研究
關注佛學理論
相關作品
傅山從年輕時就關注佛學,在其遺文中每見有關佛學經典的評述文字,批註過《金剛經》、《楞嚴經》、《五燈會元》並為23位僧人寫下傳略《二十三僧紀略》,在此紀後記中,他說: 右書二十餘僧,或習於往來,或一時交臂,其事跡未能詳著,聊約略記之,為異日作傳之資。 可見,傅山晚年為道士,並不排斥佛教,而是與佛教關係密切並有不少情誼頗深的方外交。 傅山論學重在經世致用,佛學卻專求一個“空”字,何以傅山看重佛學呢? 因為傅山認為,佛學有其精彩的見解,對“好學而無常家”的傅山很有啟益。他說“佛經此家迴避不敢讀,間讀之先,早有個‘辟異端’三字作難與他。”句中“此家”,即指理學家。傅山指出“凡此家蒙籠不好問答處,彼皆粉碎說出,所以教人翻好去尋討,當下透徹,不騎兩頭馬。”(《佛經訓》,以下所引傅山語均見《霜紅龕集》,不另注出)就是說,佛學理論對世間道理想得深,看得透,要對真理問個究竟,能啟發自家去“尋討”,從而打破或消解哲理上的自相矛盾處。這體現著傅山作為一個清醒明智的士人追求真知的徹底精神。佛學是傅山資取反對腐朽理學的精神武庫之一,所以他“黃冠坐佛閣,高喔諸葛書。”意謂身為道士,卻居於寺廟中,又研究儒家推崇的諸葛亮的著述,可謂儒釋道三家兼采並蓄,不主一家。 這種三教並重的治學態度,並非傅山個人的愛好,而是明末清初學術思潮的大勢所趨。在明朝中期,早已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在這一潮流的影響之下,傅山看到“道本不息如川之流”,學問猶如海納百川,要博採諸家之長,他還特別提倡子學,通過考證,旁徵博引,以佛道印證和解釋諸子,開出清代子學研究的先河。可見,傅山胸懷闊大、慧眼獨具的過人之處。 更直接的原因是,傅山親歷了明清易代的大變動。其時大批氣節之士,心懷故國,強烈反對民族壓迫和屠殺的暴政,不願甘受清廷的籠絡和奴役,不少人遁入山林,藉助明末大興的禪悅時尚,出家為僧,形成了禪隱的時風。如戒顯、澹歸、藥地、櫱庵、擔當、大錯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濤,均棄家為僧;名士方以智、黃宗羲都借佛學闡述自家的理論。當入清之後,清廷頒布了帶有民族歧視性質的“剃髮令”,傅山不願意剃髮,而為僧則必受披剃之禮,故他毅然入道,堅持束髮,以示與清廷不合作的決絕態度。但在思想上,他又與同道為僧者志節相同,意氣相投,所以,他願意結交僧家方外之士,何況佛學又是一門哲理深邃、值得認真探討的學問呢。傅山說: 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略參同,益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 這裡,所謂儒者顯指理學家。理學家空談,不能救國。傅山鄙棄理學,要將子學與佛學的精華一併採納,用以挽救民族危亡,經世致用,成為一門 經邦濟世的實學。傅山引《墨莊漫錄》語“近時士大夫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跡,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 者。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表示贊同。這說明,傅山尊佛卻不入佛門,正是反對背離佛祖濟世度人的真精神而徒求一己非分之福的虛偽之人如梁武帝之類。 傅山是個性情中人,他反對理學家“滅人慾”的謬見,認為佛家提倡“禁慾”也是不對的。明末四大名僧之一的憨山德清稱“空非絕無”,指出“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為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傅山認同德清此說,指出佛家也有愛欲,比如佛寺建築莊嚴華美,正是佛家愛美的表現,其愛欲何嘗斷滅?只不過佛家是提倡一種大慈大悲的泛愛而已,這才是值得推崇的。可見,傅山關注佛學,採取具體分析的方法,有所取捨,他要探究的是佛學的真諦,而不是徒看皮相的形式主義。這是值得今天弘揚佛法者認真思考的。
與佛門友人交往
傅山關注佛學,還表現在他與佛門方外友的深厚情誼上。在傅山看來,佛教徒中有四等人:勝道沙門、說道沙門、活道沙門和污道沙門。傅山尊重的是第一等的勝道沙門。勝道者,行道殊勝,智慧第一,值得尊敬。在《二十三僧紀略》中傅山記述了一批高僧大德。如: “大美和尚,生於世家,隱於法門,其專心而精攻者,卻為一切儒書……與予交最久,知其存心,斷不在禪……” “尺木禪師,明宗室也。歷訪名山大川,雅不與庸俗人言。其所抱負,有大而無外之慨……” “石影和尚,明時進士,博學多才,嗣隱梵宮,往來於鴻儒大雅之門……” “元度,明之名儒。至清,隱於釋,能詩善書……” “雪峰和尚,儒教中人也。生於明末,抱不世之才,竟未得一試。” 如此等等人物,原來他們都是披著袈裟的儒士或遺民,都是有抱負、有才能的人物,是明清之際一批不逢時運的志節之人。傅山月旦人物,所評難得一贊,而對這批人物卻評價甚高,視他們為同道。由此,可以窺知傅山所交方外友自有其聲氣相同的用心,與泛泛佞佛之徒根本不同。
對佛禮的探討
佛典繁富,佛理精微。傅山博涉佛學,頗有所得。前述傅山認同德清“空非絕無”說,可見一 斑。傅山此論,實出於他對《金剛經》“實相者則是非相”說的辨析。傅山有偈云:“分明有身,不是如來。如來捨身,又安在哉!”因為佛家認為如來法身,原是幻形,不是實相。傅山反問,如果如來捨身,法身是空幻的,那么又何從得見如來呢?可見,如來分明有身,不能認為它是空幻的,只不過“如來即在吾心,離心別無如來”,就是說,如來就是心,心即佛也。《金剛經》所謂“實相非相”,不過是讓人不要執著於實相,如《金剛經》所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已。是故,傅山指出: 實相生三世,光明滿一床。即於華藏界,取到酒杯旁,此處非君境,風流聞戒香。 三世指佛家所說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這三世均為實相所生,三世都是實相,無非是實相發展變化的時間序列,並非三世皆空。《華嚴經》講法界,以“酒杯旁”這一現實存在開講,就是從實相說起,如果沒有實相,就談不到非實相。傅山認為一切皆非實相的境界,“此處非君界”,所謂好的戒律就是從實相中生髮出來的。按傅山的意思,就是要超越非實相。他說“究竟無我,省下圪塔(意為言說)”意謂連我也空掉,我也沒有了,還有必要羅嗦辭費么?也就是說實相畢竟有,但實相不常住,它會轉化為無(非實相)。心中不要執著於實相,要認識到它會轉化為非實相。這裡,無與有相對而言,不宜偏於一方,只認為有或只認為無。而應看到無有是辯證統一關係。從這一認識可以見出傅山的思想包含有可貴的辯證唯物論因素。由於傅山肯定了實相即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這就從根本上肯定了人們維護正當物質利益的合理性,意味著反對剝奪人們生存權利的專制暴政的正義性。
生平思想
題解:傅山字青主,他詩作中有這樣兩句:“既是為山平不得,我來添爾一峰青”,表明他的高風亮節和特立獨行的精神。 從傳說中的祖先炎、黃二帝,到20世紀新中國的締造者們,從春秋戰國時代空前活躍的百家爭鳴,到當今現代思想、文化、科技薰陶下的一代風流——在漫長悠久而又光輝燦爛的中華民族文明史上,曾經在各個領域中湧現過多少傑出的人物,創造出多少豐碩的成果!他們就像綿延起伏的山脈上那一座又一座高峰,給屹立在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增添了無限風光!而生活在17世紀的傅山,就是這些高峰中的一座。 傅山,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後改青主。中國人的名字,往往帶有時代色彩,並且寄寓著父母或者本人的理想與情操。如果說“鼎臣”這個名字具有濃厚的封建政治理想和傳統禮教色彩,那么改名為“山”,就較為符合傅山的思想性格特點——用傅山的老師袁繼鹹的評語說,就是一種“山林氣”,而改字“青主”,則更加突出了傅山自強不息、超凡脫俗的創造精神。傅山有兩句詩就是“青主”的註腳:“既是為山平不得,我來添爾一峰青!”(《青羊庵三首》)從他一生的實踐、創造和成就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確實稱得上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 傅山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跨越了兩個朝代,頑強地生活了79年。他生活在怎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又是怎樣一種生活呢?“蕩蕩乾坤病,戔戔肺腑收”(《病發示眉仁》),這兩句詩是傅山自己一生的切身感受,它形象而概括地描繪了一個矛盾交織、激烈動盪、天崩地裂的時代和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因此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靈魂!傅山的前半生,是統治中國近300年的明王朝最後的37年。在中原和西南地區,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激化,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了全國。在東北,民族鬥爭愈演愈烈,民族戰爭連年不斷。在明王朝內部,閹黨和東林黨之間在黨爭中互相消長,此起彼伏。而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思想文化界,充斥著性理的空談、復古的迂論、陳腐的八股和柔媚的藝術作風。在傅山39歲這一年,即公元1644年,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甲申之變,先是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旗幟插上了北京城頭,崇禎皇帝吊死在萬壽山;後是滿清的鐵騎跨過了山海關,旋即踏遍中原。這對傅山來說,不啻是天崩地裂——雖然也在預料之中。“三十八歲盡可死,棲棲不死復何年!”(《甲申集·甲申守歲》)以甲申為轉折點,傅山的後半生,又趕上清王朝統治中國近300年的最初40年,清軍野蠻的鎮壓、屠殺和掠奪,漢族人民普遍的反抗,抗清義軍的頑強戰鬥,南明王朝的苟延殘喘,以及清廷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思想統治、文字獄和籠絡收買……這又是一段血腥而動盪的歷史!大矛盾,大動盪,包含著血與淚的大痛苦,卻也孕育和錘鍊著大人才!就在這樣一個時代,在思想文化界產生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傅山、李禺頁、顏元、屈大均、呂留良、潘格平等一大批傑出人才,他們雖然各具特色,但都關心民間疾苦和民族興亡,不同程度地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傾向,掀起了17世紀後半期的一股進步思潮,可以說形成了繼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活躍局面。其中傅山與顧、黃、王、李、顏,被梁啓超並稱為“清初六大師”,這是僅就學術成就和思想影響而言的。如果從思想解放的程度、學術領域的寬廣、藝術創作的成就、醫道醫術的造詣等多方面看,傅山更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多才多藝,多所建樹,氣象萬千,光彩奪目,確非其他人可企及。 在政治和社會舞台上,傅山一生有三件大事:早年,曾作為山西學生的領袖,為昭雪平反袁繼鹹冤案,反對腐朽的宦黨和黑暗的暴政,領導全省諸生進京請願,持續半年,成為中國近代早期學生運動的先聲。中年,曾從事秘密反清活動20餘年,在49歲時被逮下獄,一年有餘,幾經嚴訊,備極拷掠,抗詞不屈,絕食9日,抱定必死的決心,堅持鬥爭,終於獲釋。晚年,他主要從事著述,曾先後接待或拜訪了崑山顧炎武、容城孫逢奇、富平李因篤、周至李禺頁、和川戴務旃、彭城閻爾梅、番禺屈大均等一大批在野的文人、學者,以及當時尚未仕清的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禎、太原閻若璩,實際上成為在野的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和代表之一,並以73歲的高齡,絕食七日,堅持鬥爭,拒絕參加清廷為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所舉辦的博學鴻詞科考試,拒絕做清朝的官。這些壯舉在他所處的時代確實夠得上特立獨行,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最為突出的。 在思想學術方面,傅山不僅堪與顧、黃、王並駕齊驅,而且比他們思想更解放,在反對以道統自居的理學說教、衝破儒家傳統思想束縛方面,戰鬥精神和獨創性更強。他博覽經史子集,參研佛經道經,開創諸子學,精通音韻學與名學(邏輯學),擅長金石遺文之學,確實無愧於同時代人的這種評價:“學究天人,道兼仙釋(《柳崖外編》),”“博極群書,時稱學海”(郭《傅山傳》)。 在文學藝術方面,傅山的詩文思想性、現實性極強,寫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奧老拙,慷慨蒼涼,奇思逸趣,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書法草楷篆隸,無不精工,豪邁不羈,獨闢蹊徑,名滿天下,當時評價“在王鐸之上”(戴廷木式《與張爾公書》);繪畫古雅入神,寫意曲盡其妙,《圖繪寶鑑》評論說:“其才品海內無匹,人不能盡識也。” 在醫學方面,他精通醫經脈理,擅長婦科及內外諸科,當時“人稱醫聖”(蔡璜《傅山傳》)。 傅山在他的著作和書面題款上,也經常署名為公之它,亦作公他,又號石頭、石道人、石老人、嗇廬、隨厲、六持、丹崖子、丹崖翁、濁堂老人、青羊庵主、不夜庵老人、傅僑山、松僑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酒肉道人,或徑稱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又稱老櫱禪、還陽真人、真山、僑黃真山、五峰道人、龍池聞道下士、觀化翁、觀花翁、橘翁、大笑下士、西北之西北老人。用現代的話說,傅山也許算得上世界上“筆名”最多的作家之一吧,而這些筆名又無不體現了這座“奇峰”的經歷、思想和性格。
隱晉祠
晉祠
明亡後,傅山衣紅衣,居山寺,改號朱衣道人,從事著反清復明的秘密活動。清順治11年(公元1654年),傅山因南明總兵宋謙在晉豫邊界起事反清,事敗下獄,成“謀逆欽犯”,雖遭嚴刑,卻堅貞不屈,曾絕食九日,瀕臨死亡,後經營救獲釋,此案曾轟動一時,被稱作“朱衣道人案”。順治14年(公元1657年),顧炎武因江南已無法容身,“浩然有山東之行”,應傅山之邀,千山獨步,天馬行地,來到了太原。順治16年(公元1659年),鄭成功克鎮江,襲南京,張煌言攻安徽,江南反清形勢似轉機,傅山聞訊後,急忙南下,既至南京,鄭張已敗走,他只好帶著又一次地掃興回到太原,其後一直隱居於晉祠雲陶洞。他曾作《宿雲陶》詩: 霧柳霾花老眼憎,雲陶穩睡拔雞鳴;晉祠三日無吟興,只憶觀瀾智勇生。 隱居期間,他吟詩作畫,潛心著述,並與顧炎武、閻若璩、閻爾梅、朱彝尊等學人考證晉祠,感懷晉史。傅山待友必煮茶,故有人也將雲陶洞稱作茶煙洞,“石室茶煙”是晉祠內八景之一。景宜園距雲陶洞數步之遙,園內“雜樹交蔭,希見曦影”,此地為傅山飲茶品茗處。 期間,傅山先生在此還留有許多書法作品,其中嵌於朝陽洞石階下周柏旁壁間的“晉源之柏第一章”最為要緊,其字行楷中揉魏碑,舒緩里見矯捷,遒勁得力,練達通脫,一看便知是高逸出世、遺身物外之作,難怪能被閻若璩譽為晉祠三絕之一。難老泉亭內的“難老”匾、聖母殿廊下的“永錫難老”匾均為名題。嵌於文昌宮牆壁上的《文昌帝陰騭文》也出自他的手筆,全文446字,小楷寫就,直師鍾繇,工整不苟,玉潤珠圓,是其罕有的小楷作品。另外,景宜園楹聯“茶七碗,酒千盅,醉來踏破瑤階月;柳三眠,花一夢,興到傾倒碧玉觴”、同樂亭楹聯“萬竿逸氣爭棲鳳;一夜凌雲見籜龍”,“梧桐月白杯中照;楊柳風來畫上川”,也均為傅山所書。雲陶洞楹聯“日上山紅,赤縣靈真三劍動;月來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之上聯中的“日”與下聯中的“月”合璧為明字,“珠明”則暗指朱明。 傅山對晉祠的影響不僅僅在於書法、著述,更在於對晉祠操守的提升、品格的趨高。“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的雲陶洞緊鄰朝陽洞,占據著晉祠雲至高。俯瞰全園,瞭然一目,遠眺田疇,隱約可現。除去一年一度廟會裡的紛雜熙攘,除去平日偶有摯友造訪,這裡少有遊人光顧。園日涉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當石磴上青苔侵階、隙間拱草,秋樹下的掃葉人又把一季的春華挈走時,傅山先生慨嘆感懷之餘,卻未倦慵喟然,詩作愈發激昂高亢,著述愈發精邃深湛,書法愈發奕奕神采,意志愈發貞固剛毅。他不是“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的隱逸者,也非“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的削跡仙。 論及晉祠的操守、品格,豈有不言傅山傅青主者也!
傅山與竹葉青
人們都知道傅山是一位偉大的思想文化大家,當時被人譽為“學海”。可很多人也許不知道,傅山還是一位好酒的性情中人。他在取得巨大的思想學術成就的同時,也與酒結下了終身的不解之緣。尤其是他與享譽國際國內的佳釀竹葉青,還有一段不能割捨的淵源。 傅山年輕時就嗜好喝酒,自號 “孽禪”。他在霜紅龕讀書時,曾作《紅葉樓》七言絕句一首,其中一句就是:“傅山徹夜醉霜紅。”明亡以後,由於感情鬱積悲憤,傅山對酒的愛好也越來越濃了。明亡後的第一個除夕夜,傅山痛苦地寫道:“無情今夜貪除酒,有約明朝不拜年。”傅山在長期的流寓生活中,除了書籍與筆墨之外,唯一不能離的就是酒了。當然,傅山與普通好酒的人不同,他除了對酒有種天然的喜歡外,還把酒作為發泄憤懣和交流思想的媒介。他和他的同道認為,酒是“真淳之液”,酒後能吐真言。 在傅山十多年的流寓生活中,汾陽是他寄居和活動較多的地方之一。而汾陽正是汾酒和竹葉青的誕生地,因此,傅山便與竹葉青有了修訂和完善之緣。 說起竹葉青,它還有一段有趣的傳說。這一年,山西酒行又要開酒會了,一東家吩咐兩個夥計備好一壇新酒抬去參品。這天天氣特別熱,夥計倆走得又熱又渴,到了正午,恰巧來到一片竹林,兩人一商量,決定先在竹林里涼快涼快,找口水喝。可哪有水呢!夥計倆順手從一株成竹上扯了兩片大竹葉,捻成兩個小酒杯喝起來。他倆喝完酒卻傻眼了:只剩下半罈子酒,怎么去交差呢? 兩人走不多遠,又見到一片竹林,竹林里有個小水窪,上面飄著的一層竹葉將窪中的水映得晶瑩碧綠,甚是惹人喜愛。這夥計倆趕緊把酒罈子放下,蹲在小水窪邊,你一下,我一下地往罈子里加水,不一會兒就把罈子灌滿了。 再說酒會上。就在各家的酒快要品嘗完了,只見這夥計倆滿頭大汗地抬著罈子走進會場,東家揭開壇蓋,舀了一碗酒,恭恭敬敬地捧到酒會會長面前。不用細說,這年酒會上,夥計倆送去的酒名列榜首! 後來,東家買下了那塊地皮,將自己的酒坊遷去,在小水窪上打了一眼井,又從釀造技藝上努力改進,還在釀好的酒中加入新鮮的竹葉,終於釀出了別有色味的好酒,取名“竹葉青”。 唐代的竹葉青已經名氣不小,武則天曾吟詠道:“酒中浮竹葉,杯中寫芙蓉。”初唐詩人王績也寫道:“竹葉連糟翠,葡萄帶曲紅。”可見,唐代的竹葉青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到了宋代,竹葉青的配方中已有了中藥的成分。而竹葉青能有今天的獨特品質,則是因為傅山對其配方的修訂。 據記載,傅山經常往來於汾陽,他行醫道,品美酒,並從保健和養生的目的出發,對竹葉青的配方進行了研究,還與許多酒工成為好朋友。一日,傅山看酒工浸泡藥材釀造竹葉青酒,有深厚中醫學基礎和豐富經驗的他便教酒工如何浸泡,如何搭配中藥材牞才能發揮更好的療效。酒工們按他說的方法一試,果然釀出的酒不僅味道芳醇,金黃透亮,醫治經絡疾病的療效也顯著提高。傅山將竹葉青的配製用藥由過去的四五種改為十二種,保留了竹葉的成分,使竹葉青具有多種保健養生功效,成了今天名重天下的佳釀。 傅山流寓四方,喝過各種各樣的酒,但他最欣賞的酒中,應該少不了自己親自修訂完善過的竹葉青吧。
作品
處於董趙書風籠罩書壇之際的傅山,也曾學過趙孟頫,明亡以後專攻顏魯公,再後直取魏晉,逆流而上,直入淵 藪。全祖望《陽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鐘王,樸實古拙。他曾說:“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處,終是俗格。”傅山喜以篆隸筆法作書,重骨力,宗顏書而參以鐘王意趣,並受王鐸書風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時譽。他後期對趙字貶斥得很利害“予不極喜趙子昂,薄其人而遂惡其書,近細視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內稍變而至此與時高下亦由氣運,不獨文章然也。”(《霜紅龕集》)。這一段書評史上“書如其人”的典型論斷,自然這與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時期有關。他還在《作字示兒孫》中說“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這種論述針對當時“奴書”盛行的清初書壇無疑是一副清醒劑。他力倡“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藝術主張,以自然天倪為尚,三百多年來一直備受推崇。傅山的主要作品有: 1、《草書孟浩然詩》:此卷書錄唐代詩人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等詩十八首。此卷書法縱逸奇宕,字與字間不相連屬,結字欹正相間,古拙雄健,但筆意相連不斷,充分體現了傅山書法藝術之特色,亦是對其書法美學思想作了最好的詮釋。此卷向被視為傅山草書中的上乘佳作,代表了傅山中晚期行草書的最高藝術水平。 2、《右軍大醉詩軸》:是傅山的代表作,詩云:“右軍大醉舞蒸豪,顛倒青蘺白錦袍。滿眼師宜欺老輩,遙遙何 處落鴻毛。”其流暢的用筆中仿佛有著某種生拙的氣息,然而其用筆又在法度之中。纏繞遊絲的強調,使字與字,筆劃與筆劃間的疏密空間對比格外鮮明。其間欹斜反正、相避揖讓、縱斂開合等藝術手法,在傅山的手下運用得十分嫻熟,仿佛均在不經意中,真率的情感、大起大落的章法,充分表現了他博大精深的胸懷。 3、《行草五律詩軸》:此軸書錄唐代著名詩人杜甫五言詩一首,書法筆勢雄奇,連綿飛動,起伏迭宕,字間連帶自然,表現出生氣鬱勃的宏大的氣勢,體現了書法家極強的個性。結字不求工穩,單個字顯得欹側不穩,然通幅觀之,氣韻生動,結構自然,字形大小的變化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動性和躍動感,給人以樸拙遒美之感。 釋文:“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書為松初先生詞伯教政。傅真山。” 4、《草書立軸》:傅山這幅草書,天馬行空,如此的絢麗燦爛。他的詩句,風雲飛動,姿態翩翩,線條纏綿縈迴,無起無止,如古藤盤繞,時而筆斷意聯,顧盼生姿。他的每一個字亂頭粗服,不可羈勒,卻又天真爛漫,有著如此令人心神不安的美。從“城郭休還”、“哀猿啼處”的黍離之悲,到“滄江白日漁樵語,日暮歸來雨滿衣”的明淨的心靈,傅山的整幅草書充滿了精神上的自由,沉靜的美。任俠,賦性剛直不阿。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教誨和青睞。崇禎年間傅山與薛宗周等生員百餘名聯名上書為袁氏訟冤,勇挫閹宦權奸,後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後他拜壽陽五峰山道土郭靜中為師,出家為道。他又多次從事反清的活動,並曾被捕,在獄中“抗詞不屈,絕食數日,幾死”。康熙年間,朝廷開設博學鴻詞科,傅山時已七十二歲,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其進京應試,他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竟令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門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試,授封“內閣中書”放還。他既不謝恩,亦不接受,出京時,送行者途為之塞。 傅山通曉經史、諸子、釋老之學,著有《霜紅龕集》四十卷。長於書畫,精鑑賞,並開清代金石學之源。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精內科、婦科、兒科、外科,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青主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在文學藝術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創造精神的思想啟蒙先驅。
傅山與頭腦
“頭腦”作為食品名稱並非傅山首創,據考證大約始於十四世紀末(元末明初),《水滸》第五十一回中有“趕碗頭腦”的話,足見那個時期已經有了賣“頭腦”的飯館,當時的“頭腦”用什麼材料,如何做法,不得而知。作為食品的“頭腦”也並非只是太原的傳統名吃,上海有一種名吃也叫“頭腦”,與太原的“頭腦”原料、做法、完全不同。但不管怎樣,提起“頭腦”,人們總是想到太原名吃,想到傅山先生,這是因為太原的“頭腦”是傅山發明的,太原“頭腦”最有養生價值,文化底蘊也最豐厚。 據說,傅山中年喪妻之後,一直未續,侍奉於母側。其母年邁體弱,長臥病榻。為使母親康泰頤壽,傅山便研製了以肥羊肉、蓮藕、山藥、黃芪、良姜、煨面、黃酒、酒糟八種藥材和食物為原料的“八珍湯”,作為老人冬季進食的早點和調補品。經過一個冬季的精心調治,他的母親百病盡消,精神煥發,從此,“八珍湯”之名不脛而走,人們稱其為“名醫孝母劑”,紛紛登門求此食方,時值清兵入主中原,傅山立志反清復明,遂易“八珍湯”之名為“頭腦”,寓意反清復明需要用頭腦。當時一位甘肅尕(gǎ)姓移民戶,在太原南倉巷開設專賣羊雜割的飯館,生意清淡,傅山懷著濟世扶貧的願望,傳授給他“頭腦”的配製方法。並親筆為這家飯館書寫牌匾,取名“清和元”,寓意將清朝統治者和元朝一樣由漢人“雜割”掉。每逢遇到體虛需要滋補的病人時,傅山便讓他們吃“清和元”的“頭腦”,經傅山廣泛宣傳與“頭腦”顯著的養生療效,三百年前的太原“清和元”飯館,熱鬧非凡,門庭若市。需要說明的是當年的“清和元”飯館在太原市南倉巷的中段西側,民國年間遷到太原市橋頭街。 傅山發明“頭腦”只是百姓口傳,並未見於書籍記載,這是因為在屢興文字獄的清朝,無人肯把傅山深微曲折的反清復明用意形之紙筆的緣故。從“頭腦”的配方看,它是一服滋補良劑,有深刻的藥物配伍原理和特定的劑量,這一點也可佐證其由傅山所發明。
醫學宗師
傅山在中醫藥史上的“大師”級地位 上海辭書出版社所出《辭海·醫藥衛生分冊》在“醫學人物”中,收入上自傳說中的岐伯、黃帝,下至1975年去世的中醫研究院副院長蒲輔周,約5000多年的中國中醫藥史上,共收中醫中藥學界重要人物71人,其中山西僅有一人,即傅山。 在“傅青主”條中,釋述:“名山,……博涉經史諸子和佛道之學,提倡‘經子不分’,目的在把諸子和六經列於平等地位。兼工詩文、書畫、金石,又通醫學。傳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書,疑係後人託名之作,但其書流行頗廣,有參考價值。”在辭海所收71名中醫中藥學界的“大家”中,絕大部分是一生專門從事醫藥的,精通經史或兼工書畫的僅七八人。只有宋朝的沈括是政治家、科學家兼醫學家,傅山是思想家、學者、藝術家而又以醫名世的大醫學家。由此可見傅山在中國醫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他雖以“餘力”研究醫學,但卻稱得上是一位“醫學大師”,而決非一時一地的“名醫”。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傅山的傳記收入《哲學》卷中,但同樣肯定他“又精醫學”。在《哲學》卷中所列中國古今哲學家約為200名,其中除傅山外,其餘諸人中講到精於醫學的只有宋代的沈括。
傅山的臨床醫學著作 臨床基礎理論著作《外經微言》 《外經微言》,清代抄本,共分九卷,一卷論養生、天癸、月經、子嗣、壽夭,二卷論經絡始終、標本順逆,三四五卷論五行生剋、臟腑氣化,六七卷論五運六氣、四時八風,八卷論傷寒、瘟疫,九卷論陰陽寒熱等,分別從不同角度闡發《內經》理論,有關學者認為是“學習和研究《內經》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浙江省中醫雜誌》1982年第5期“醫苑之窗”。) 綜合性臨床著作《辯證錄》《大小諸症方論》《石室秘錄》 《辯證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64年版)以“證”為綱,共14卷,分外感科、內科雜症、婦科、外科、幼科5科,126門766症,理、法、方、藥悉備,年希堯(廣東巡撫)在序言中說該書“真有仲景諸公所未及者,而辯證折中補救,誠為仁人濟世救物之至寶”。《大小諸症方論》以“方”為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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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儒評價
顧炎武: 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又酬傅處士韻》 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廣師篇》 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雖青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此見。——《與潘次耕札》 【解讀】顧炎武,江蘇崑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大思想家、大學者。1663年(清康熙二年),顧炎武到太原訪傅山於松莊,開始了他們志同道合的友誼,直到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顧先傅二年去世之前,顧經常住在山西,與傅山以志節相砥礪,以學問相切磋。顧炎武對傅山仰慕已久,初次會晤時傅山已58歲,便作詩讚他為日暮行雨的蒼龍,晚春開花的老樹,這是對傅山一生堅持氣節、奮鬥不息的高度評價,也是對傅山晚年著書、學問醇深的由衷讚嘆。後來顧炎武又評價傅山有“蕭然物外,自得天機”,超塵脫俗的態度和品格,值得自己學習。這一評價,既概括了傅山的道德人品,也概括了傅山的學術品位。顧炎武在寫給他的得意門生潘次耕的信札中,特彆強調了傅山“讀書四五十年”的功底和他著述中嚴肅認真負責的態度,認為是後學的榜樣。 畢亮四: 公他高潔,掃除百年蕪穢靡蔽,一意孤行,不在龍門之下。——《西北文集》 【解讀】畢振姬,字亮四,高平人,明末鄉試中曾得頭名解元,為一時名士。清順治時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公餘獨坐陋室中,布被瓦燈,伏讀不倦,著有《尚書注》、《西河遺教》等,自稱是西北之人,因此其文集名為《西河文集》。傅山與他交往,學術見解時合時不合。傅山別號“公他”,畢亮四評價他的思想學術說:“公他高潔”,“高”是高瞻遠矚,立足點和境界高;“潔”是不受時弊污染,不為流俗所蔽。畢亮四認為傅山在思想文化學術上的最大貢獻就是“掃除百年蕪穢靡蔽”,即明代後期以來思想學術界的種種弊端。還說傅山“一意孤行”,以巨大的思想學術勇氣,衝決一切束縛,不畏艱難險阻,敢于堅持真理,敢於超前突破。畢亮四的評價,非常切合傅山的思想特色和學術風格。最後一句是論定傅山的思想學術地位,認為“不在龍門之下”。“龍門”,指河東龍門縣人王通,隋代大經學家,曾講學河、汾,著有《中說》,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者千餘人,死後門人私謚為“文中子”。畢亮四把傅山和王通這兩個山西籍大學者相比,就其影響之大而言,還比較切合;但就其思想的創新和意義的深遠而言,傅山遠遠超過王通,畢亮四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