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百科介紹
基本信息
【名稱】大盂鼎大盂鼎
簡介
大盂鼎造於西周周康王時期。鼎高一百點八厘米，口徑七十八點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點三公斤，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棱，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凝重，威儀萬端，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內容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國，周代忌酒面與，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輔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時記載給盂的賞賜相傳此鼎於清道光間在陝西眉縣禮村出土，為該地郭氏所得，後歸周雨樵。同治間左宗棠以重金購得，又歸蘇州潘祖蔭。解放後，1951年潘氏後人捐獻國家。為上海博物館所收藏，1959年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件周康王時的大盂鼎，是現存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莊穩重，渾厚雄偉，典麗堂皇，為世間瑰寶。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異凝重、雄奇恣放質樸平寶等數類。大盂鼎屬於瑰凝重這一類，銘文大字，字型莊嚴凝重而美觀，故在成、康時代金文中，以書法的成就而言，當以大盂鼎居首位。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器名來歷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與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大盂鼎
潮流變革
此器也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組合過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組合作了應證，表明當時社會風俗正經歷著重大變革。曲折歷史
同治間左宗棠以重金購得，又歸蘇州潘祖蔭。解放後，1951年潘氏後人捐獻國家。為上海博物館所收藏，1959年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大盂鼎銘文
造型
大盂鼎造型雄偉凝重，紋飾簡樸大方，雙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飾饕餮紋，足上部有扉棱，腹內壁有銘文19行，共291字，是珍貴的歷史資料。銘文
銘文載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業績立國，主要是由於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於沉迷於酒。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盂在銘文中說明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銘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 大盂鼎造型雄渾，工藝精湛。其內壁鑄有銘文19行，為研究西周奴隸制度的重要史料。大盂鼎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盡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開《張遷碑》、《龍門造像》之先河。以書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時代當據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大盂鼎
銘文內容
銘文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段： 第一部份用較多文字說明商人縱酒是周興起和商滅亡的原因，讚揚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孫子）自己要以文王為典範，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樣。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幫助他掌管軍事和統治人民，並且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奴隸1726個，並叮囑盂要恭敬辦政，莫違王命。 第三部分說明盂作此寶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 詳細內容：（銘文291字，內容酷似《商書.酒誥》，記載了某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訓誥盂。） 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訓誥盂。他追述文王接受天命，武王繼承文王的事業，建立周邦，廣有天下，長治民眾。理政時，不敢耽樂於酒；祭禮時，不敢借酒肇事。所以天帝願畏庇先王，遍有天下。他聽說商朝之所以墜喪天命的原因是殷朝從遠方的諸侯到朝廷的大小官員都耽湎於酒，以致靠控軍隊，喪盡民心。指出周立國的經驗和殷失國的教訓。康王說自己願效法、稟承文王的政令和德行，令盂來輔佐他，要盂諧調綱紀，早晚入諫，認真祭祀，奔走於王事，敬畏天威。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輔佐他主管軍隊，勤勉及時地處理獄訟案件，日夜輔佐他統治天下，以便能遵從善德而領受先王賜自上帝的人民和疆土（授民授疆土）。賜給盂祭神的香酒一卣，祭祀用的禮冠禮服、蔽膝、鞋履，以及車馬；賜給盂嫡祖南公的旗幟，用以畋獵；賜給盂邦國的官員四名，人鬲至車御至步卒六百五十九名；賜給盂異族的五臣十三名，人鬲一各零五十名。他要盂不違棄他的誥誡。於是盂頌揚王的賞賜，並製作祭祀嫡祖南公的寶鼎。收藏經歷
清朝道光時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鑒把銅鼎買下，因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矚目，鼎很快被岐山縣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轉賣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鑒在考中翰林後出價3000兩白銀又購得了寶鼎，在他去世後，後代以700兩白銀買給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袁深知左宗棠酷愛文玩，得寶鼎後不敢專美，旋即將大盂鼎獻給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發跡前曾為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軍務。雖非顯貴，也頗得春風。加之自視極高，恃才傲物。不免為人所陰嫉。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總兵樊燮讒言所傷，遭朝廷議罪。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鹹豐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點，上下疏通，左才獲脫免。潘乃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後遂以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此後，大盂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雖然也時而有人覬覦此鼎，但必竟潘氏位高權重，足可保全大鼎無虞。至潘祖蔭故，其弟潘祖年將大盂鼎連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從北京運回蘇州老家。大鼎作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彌顯珍貴，堪為傳家之寶，不輕示人。光緒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兩江總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據大盂鼎為己有。均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終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發，端方被殺。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過端方之難。大盂鼎
大盂鼎
相關作品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金文。迄今為止，有據可考的文字自然當數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已採用“六書”構字方法進行造字，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並且從殷商開始便突然大量湧現，很顯然，在此之前應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文字萌芽和演變過程。但遺憾的是，在這兩千多年的漫長時間裡，中國的文字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至今依然是個謎。 商代，是甲骨文和金文並存的時代，由於二者書寫“工藝”的不同，它們都始終保持著各自的風格特徵和審美內涵。不過，從書法的角度看，二者都不是墨跡，也就是說，它們都還不能最真實地反映出商人日常書寫的真實原貌，但由於考古在這方面至今未發有新的發現，遺存墨跡又寥如晨星，故今人只能在二者中尋覓古人用筆的端倪。相比之下，甲骨文大多用單刀契刻，難以體現書寫原貌，而金文則可以更多地顯示出墨書原跡，體現出原書筆意。應當說，商代的青銅器鑄造技術是相當精湛的。不過，當時的銘文都很簡短，一器之中往往只有數字。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字數要多一些。 西周，是青銅器發展最興盛的時期。周人立國後，各方面都繼承了商代傳統，一方面對商文化進行大量的學習與吸收，同時，青銅器製作和銘文書法也隨著對禮制的進一步提倡而獲得極大的發展，不僅青銅器數量可觀，而且，一器之中的銘文一開始便出現長篇大作，如成王時的《令彝》字數就達187字，同商代的“少字數”銘文相比，可謂洋洋大觀了。 西周早期金文就書風而言，大多承襲殷商餘緒，筆道首尾出鋒，結構謹嚴精到，布局參差錯落而富於動態美、韻律美。不過，如果細分，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質樸平實，以《利簋銘》為代表；二是雄奇恣放，如《保卣銘》、《作冊大方鼎銘》等；三是凝重詭異，如《何尊銘》、《康侯簋銘》等，而這類銘文中風格最突出，書法成就最高者當首推《大盂鼎》了。《大盂鼎》雖屬西周早期金文，但書法體勢嚴謹，結字、章法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端嚴凝重，並達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莊堂皇、渾厚雄偉，故作品更呈現出一種磅礴氣勢和恢弘的格局，從而為世人所矚目。寶鼎知識
中國古代青銅技術在商代晚期進入鼎盛大階段，夏、商、周是人類青銅文化史上至為光輝燦爛的時代，中國在金屬治煉、鑄造、以及合金技術、加工技術、熱處理和表面處理技術等方面，都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世界著名科學鳴家李約瑟（JosephNeedham）博士說：“沒有任何的西方人能夠超過商、周兩代的青銅器鑄造”。 商代銅器可分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晚期所出為代表，年代上限相當於成湯時期，器物較少，器形有爵、戈、刀、鏃、錐、錛、鑿等。禮器種類單調，胎質薄，鑄造粗，無花紋，無銘文，但有的銅牌飾以綠松石鑲嵌出紋飾，有較高的工藝。中期以鄭州商代遺址和黃陂盤龍城遺址所出為代表，年代大致在仲丁至盤庚遷殷以前。銅器所出較多，其中禮器種類有鼎、鬲、簋、觚、爵、卣、盤等，比早期大大增加，而胎質一般仍較薄，只有單線條的花紋帶。但其中也有象鄭州發現的高達1米的方鼎那樣需要相當高鑄造成水平的大型器物。晚期以安陽殷墟所出為代表，年代從盤庚遷殷至商末。此時銅器發展到極盛階段，數量很多，年代也較可靠。這個階段的中期最富自己的特點，以婦好墓所出銅器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類，器形也更豐富多姿，禮器一般都較厚重，花紋繁縟，並開始出現銘文。 按用途來分，商代銅器有禮器、食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幾大類，其中以禮器為重。禮器又分為食器）鼎、鬲、簋、觥、瓿、方彝等），水器（盤）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器形和花紋都有明顯差異。如禮器在早期只發現爵、兩種，爵多為束腰、平底、短足、無柱、無紋飾；在中期爵則沒有明顯束腰，三足也較長，銅禮器普遍有饕殄紋或圓圈紋等帶狀紋飾；在晚期，出現有婦好墓出土的三連、偶方彝等稀世罕見的器物，還有尊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鳥獸形銅器，器體厚重、紋飾複雜，有雷紋、紋、龍紋、蟑紋、鳥紋、蠶紋、龜紋等多種，往往布滿全器，有地紋、主體紋之分。都具有很高的美術價值。其他銅器中，樂器有鐃和鼓；兵器有戈、矛、刀、鏃、盔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錛、鑿、鏟、錐等；車馬器有、轄套、踵、軛、等。另在婦好墓發現有圓形、背面帶半環形鈕的銅鏡。大盂鼎銘文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