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百科介紹

人物生平

　　戴震難師　　戴震的祖先在唐朝曾做過大官，但戴震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沒有作過官，等到戴震的父親戴弁繼承家業時，家中已經十分清寒了。戴震雖然生在隆冬臘月，可他出生的那天竟雷聲震天，所以他的父親為他取名為震。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十歲日讀書數千言不休，某日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著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得老師無言以對，其師不禁讚嘆“此非常兒也。”　　名師授業　　戴震生於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十八歲時隨父客江西南豐，又課學童於福建邵武。這一時期，同里程詢對他非常器重，後來戴震在文章中稱程為“先師”。二十歲那年，戴震偶遇年過六旬的音韻學家江永，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師從江永的日子，戴震學問大進。戴震二十二歲時寫成《籌算》二卷，二十四歲寫成《考工記圖注》，三十歲到三十三歲完成《勾股割圜記》、《周髀北極璇璣四游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三十三歲以前，他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賦注》、《詩補傳》等。　　避仇入都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三十三歲，是他一生的轉折點。《清史稿·戴震傳》稱他“避仇入都”。紀昀在其《考工記圖注》的序中說：“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今，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餷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同年夏，戴震於京城結識紀昀，錢大昕等，同時，他的《勾股割圜記》被秦惠田全文刊載，並由吳思孝設法刻印，《考工記圖注》則由紀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寓，為王之子王念孫授讀。王念孫與其後的段玉裁，成為戴震最著名的兩個學生。王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段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是清代學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國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揚州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署中認識惠棟。這時，考據學者中有吳派、皖派之分。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區而言，在學術上也有所同異。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也是很有學術意義的。次年惠棟去世，戴震在《惠定字先生授經圖》中曾提出：夫所謂義理，苟可以舍經而室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他認為學術理論見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據。這與他所說的“聖人之道在六經也。凡學始乎離詞（分析詞句之意），中乎辨言，終乎聞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認為“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那就顯示出片面性來。事實上戴震的社會政治思想運用了大量經典語言，但表達的是他本身的經驗與體會。　　科舉不順　　戴震二十九歲始入學為秀才，到四十歲才鄉試中舉，以後六次入京會試不第。在當時以科舉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會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對於眾望所歸、久負盛名的戴震無疑是一個實際矛盾。戴震於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會試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處，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輯五是汾陽縣人，戴為之作墓志銘，在墓誌中借題發揮，寫出科舉制度流弊並表達自己的感慨，他本人對科舉的評論是：“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舉之士，掇拾科名，爭趨利祿，往往是沒有實學的人。當在此時。由於會試屢次不中，又不能放棄這一途徑，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四十一歲時，戴震在京，段玉裁相從講學，後致函自稱弟子。這年會試落選後，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豐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他說：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　　四十六歲，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後未克竣事。此書清稿，據段玉裁記，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隸總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據戴書刪削，易名《畿輔安瀾志》，冒名繕寫進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館尚殘存《直隸河渠書》的抄稿若干。四十七歲時，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修《汾州府志》，四十九歲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誌》。五十歲，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緒言》即作於是年。翌年，繼續在金華講學。　　著學以終　　這年秋天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以紀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五十三歲，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於其聲望，奉乾隆帝命，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李如圭的《儀禮集釋》釐訂為三十卷。張淳的書，朱熹曾說“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為最勝的《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大部世無傳本而散見《永樂大典》各韻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戴震在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面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到五十五歲，乾隆42年（1777）五月二十七日（7月1日）歿於北京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可以說是以身殉職。他的弟子段玉裁說“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盧文弨為《戴氏遺書》作序，稱：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顧炎武）、閻百詩（閻若璩）、萬季野（萬斯同）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無徇矯之失。王昶後來為戴震作墓志銘，錢大昕後作《戴先生震傳》詳細記錄了戴一生行誼及學術成就。　　戴震卒後，其國小，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

著述校刊

　　戴震與吳派並稱的皖派（見乾嘉學派）主要代表。一生先後撰成《籌算》、《勾股割圓記》、《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及《考工記圖注》、《原善》、《尚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詩經補註》、《聲類表》、《方言疏證》、《聲韻考》及《孟子字義疏證》等，並應河北、山西等地官員聘請，纂修《直隸河渠書》、《汾州府志》、《汾陽縣誌》，主講浙江金華書院。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以舉人受特召任纂修官。在館五年，疑文奇義，累有辨析。先後經手校訂《水經注》、《儀禮集釋》、《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海島算經》及《五曹算經》諸書。逝世前夕，寫有著名的《答彭進士允初書》。

學術成就

　　訓詁學　　其學實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覽，務為專精。在文字、音韻、訓詁及地理、數學等方面，都以斷制精審著稱，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所校《水經注》解決了長期以來經文、注文混淆的問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幾部古代算經，經其校訂，使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所撰《聲類表》、《聲韻考》等，將入聲及祭、泰、夬、廢四韻獨立，析古韻為十六部，對古音學發展作出了貢獻。為其所提出的“故訓、音聲恆相因”、“因聲而知義”等訓詁學主張，對於清代訓詁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針對當時對漢儒傳注株守篤信的學術傾向，提出“志乎聞道”的為學宗旨，主張寓義理於考證，在對儒家經典的訓詁中去求義理。　　哲學　　學術研究中，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據之學大師著稱於世的。但與清代中葉其他經師鑽故紙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據學的出發點在於有意識地繼承並發揚顧炎武以來的學術傳統，他提出過“由故訓以明義理”、“執義理而後能考核”的學術思想，既反對程朱理學空談義理的虛玄無物，又反對乾嘉考據的矯枉過正。他說：“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辨言——聞道”，構成了戴震哲學的主體框架。在戴震看來，故訓明物，乃是明道之具，兩者是不能分開的。他說：“夫今人讀書，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有通，妄謂通其心志。”戴震的意思是，義理、考據、文章（詞章）同為學問之途，“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義理是最為重要的，考據、詞章只不過是通向義理的手段。這直接導致了戴震的考據學具有與眾不同的性質：“有志聞道，為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從現代解釋學的角度看來，戴震“取證於經書”的訓詁學，完全是一個主體意識呈現的過程，是通過傳統經典的義理髮現來揭示哲學思想的手段。　　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及《答彭進士允初書》等，批判宋明以來程朱陸王之學，集中闡明其哲學主張，在清代思想史、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書中提出了“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的見解。認為理就是條理，而宋明理學家的所謂理，不同於儒家經典中的理。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抨擊程朱“以理為氣之主宰”是“誣聖亂經”。痛斥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之說是“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是“以理殺人”。與之針鋒相對，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則也”的命題，認為“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從而建立起帶有濃厚考證色彩的人性說。整個乾嘉時期，考據之學風靡朝野，戴震的義理之學一直未能引起學術界重視，他只是作為一個考據家而深為一時學者所推重。一生著述甚多，後世匯為《戴氏遺書》刊行。　　章學誠說：“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章氏高論可謂獨具慧眼。戴震藉助對《孟子》的再次詮釋（主要見於他的代表作《孟子字義疏證》），重新解釋了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等哲學範疇，在繼承並尖銳批評程朱理學的同時，展現了自己的哲學思想。他堅持“氣化即道”的宇宙觀，謂：“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並且說：“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也就是說，陰陽五行永不停息的運動構成了道的真實內容。戴震的哲學思想特別擅長於哲學分析、抽象與理性思辨。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與“化之流”、“生生者”與“生生而條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關係，認為宇宙生命及其變化的源頭是“仁”，“仁”是“生生者”，“變化之流”是“生生之條理者”，即“理”。換言之，人道本於性，而人性源於天道；天道固無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無不善；於是，人的生命價值與宇宙生命的意義就融匯於“天人合一”的境界：基於本然之德，歸於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順。戴震最大的理論貢獻在於打破了“天理”、“理”的神聖性、神秘性，他用分析的方法將其還原為不同類與不同事物的規定性，藉助先秦兩漢時期質樸、平實的經典釋詁，指出所謂“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將“理”與“欲”截然對立，戴震則認為，“理”與“欲”是統一的，欲望的適當滿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他十分注重人的血氣心知，“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欲、情、知是天賦的人性，天賦人以“心”，即理性思維來調節作為感性存在的人。換言之，人慾並不可怕，也不是邪惡的，追求人慾的滿足是正當的人性要求。欲、情、知三者條暢通達，才是人生的理想狀態。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論說，打破了程朱理學“理欲二元論”的藩籬，並且視程朱之“理”為專制主義的“殘殺之具”：“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諸如此類的論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時期都十分流行。這些思想在客觀上反映了當時市民階層的平等要求，包含著啟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先聲。

眾人褒貶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又說戴學源於荀子。從章太炎開始，戴震的哲學才進一步為人所注意。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認為戴震建立起“清朝學術全盛時代的哲學”，“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為錢穆所喜。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認為：“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陽縣誌》，其間與章學誠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余英時謂：“東原謂方誌當重地理沿革，這裡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誌之纂修也。”

清史文載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少時塾師授以說文，三年盡得其節目。年十六七，研精註疏，實事求是，不主一家。與郡人鄭牧、汪肇龍、方矩、程瑤田、金榜從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學質之永，永為之駭嘆。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年二十八補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餘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皆折節與交。尚書秦蕙田纂五禮通考，震任其事焉。　　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譌補脫以進，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謂：“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　　震為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穫，乃參考之，果不可易。大約有三：曰國小，曰測算，曰典章制度。　　其國小書有六書論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漢以後轉注之學失傳，好古如顧炎武，亦不深省。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為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為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為假借，數字共一用者為轉注。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工卩、吾、台、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注也。”又自漢以來，古音浸微，學者於六書之故，靡所從入。顧氏古音表，入聲與廣韻相反。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為之樞紐。真至仙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至江四韻及陽至登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餚、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浸至凡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為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其測算書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句股割圜記三卷，歷問一卷，古歷考二卷，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疇人不知有黃極，西人入中國，始雲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為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詫為六經所未有。震謂：“西人所云赤極，即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詩經二南補註二卷，毛鄭詩考四卷，尚書義考一卷，儀經考正一卷，考工記圖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學補註一卷，中庸補註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經說四卷，水地記一卷，水經注四十卷，九章補圖一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三卷，原善三卷，緒言三卷，直隸河渠書一百有二卷，氣穴記一卷，藏府算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十卷。　　震卒後，其國小，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後十餘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上惋惜久之。王念孫、段玉裁、孔廣森、任大椿自有傳。

紀念場所

　　戴震紀念館　　戴震紀念館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隆阜中街，原為一清代民居建築。1924年，適逢戴震誕生200周年，戴氏後裔獻出此屋，建為“隆阜私立戴氏東原圖書館”。1957年，該館交給國家管理。1983年修葺一新，正式命名為“戴震紀念館”。修葺後館舍占地面積108平方米，為磚木結構，頂面蓋小青瓦，潔白牆身，龍捲山牆，樨頭鵲尾，朱漆欞門。大門門楣上嵌有“戴震紀念館”五個大字，由張愷帆書。館內設有休息室、瞻仰廳、藏書樓、閱覽室等。瞻仰廳臨河無檐牆，雙步架雛形迴廊，柱之間裝飛來椅。明間金柱裝隔扇，次問廂房坎牆上裝窗扇，整個裝飾典雅簡樸。廳堂正面壁上額枋，懸掛端木蕻良撰書的“蓋代大師”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寫的“治經先考文博學冠群倫；乾古不朽作原善共疏證”楹聯。迎面案桌上，安放一尊古銅色戴震塑像。廳中間展覽櫃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諭（影印件）等珍貴文物。瞻仰廳樓層為藏書樓，有戴震伏案用的紅木桌、手稿及多種版本著作。紀念館現為屯溪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戴震公園　　戴震公園原名華山公園，因紀念戴震而更名。公園位於屯溪延安路北的華山嶺上。園內有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動物園和戴震塑像等景。　　戴震墓　　戴震墓位於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商山鄉東北幾山頭。墓地面積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塊，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東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等字樣。墓前有紅砂岩長條石砌成的約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寬1.2米。墓地周圍山清水秀，阡陌連綿。墓後層巒疊蟑，蒼松滴翠。1961年7月，列為安徽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縣人民委員會曾予修繕並立有碑記。

代表詩作

　　【詠剡水】　　已有扁舟興，曾看過剡圖。　　翻思名手盡，誰復費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