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百科介紹

生平

　　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號夢瞻，中國清代著名外交家，中興名臣。祖籍湖南衡陽，出生於湘鄉縣荷塘（今雙峰縣荷葉鎮），曾國藩長子。工詩文，書法篆刻，善山水，尤精繪獅子。　　道光十九年生，自幼受嚴格教育，通經史，工詩文，並精算術 。及長，因受洋務運動影響，復力學英文，研究西方科學文化。識者每以“學貫中西”譽之。　　同治九年（1870）由二品蔭生補戶部員外郎，光緒三年（1877）父憂服除，以承襲爵位入京。光緒四年（1878）派充出使英國、法國大臣，在英辦理訂造船炮事宜，補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在出使任內，深入了解各國歷史、國情，研究國際公法，考察西歐諸國工、商業及社會情況。又將使館館址由租賃改為自建，親自負責圖書、器物購置，務使使館規模不失大國風度，亦不流於奢靡。駐外嚴於操遠，節約公費，摒棄貪劣，倡導廉潔之風，為外人所敬重。　　光緒五年（1879），巴西通過其駐英公使與曾紀澤聯繫，謀求與中國建交、通商，並招募華工墾荒。曾紀澤建議清廷予以同意；唯對招募華工一事，因美洲各國虐待“苦力”，請予以拒絕。1878年（光緒4年）6月，清政府曾派崇厚赴俄談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脅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況下，於1879年（光緒5年）12月2日擅自與沙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除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饒的領土外，還賠款500萬盧布。伊犁名義上歸還中國，實際上卻是“已成彈丸孤注，控守彌難”的殘破空城了。清廷得知後極為震怒，於1880年（光緒6年）派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大臣，與沙俄談判修改崇厚擅訂的《里瓦幾亞條約》。曾紀澤抵達俄國後，“與俄外部及駐華公使布策等前後談判歷時10閱月，正式會談辯論，有記錄可稽者 51次，反覆爭辯達數十萬言。至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終於達成《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與崇厚所籤條約比較，雖然伊犁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仍為沙俄強行割去，但烏宗島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帶均予收回；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漢口、西安等地進行經濟活動諸條款；廢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貿易，侵犯中國內河主權等規定。同年曾紀澤遷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光緒九年（1883）中法戰爭爆發後，曾紀澤不斷抗議法政府挑釁。主張“堅持不讓”，“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與法人爭辨，始終不撓。又疏籌“備御六策”。雖在病中，猶堅守崗位，進行鬥爭。　　光緒十年（1884）三月，曾紀澤卸駐法大臣職，旋晉兵部右侍郎，仍為駐英、俄大臣，與英國議定洋藥稅厘並征條約，幾經周折，終於為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煙稅白銀200多萬兩。　　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曾紀澤離英返國，幫辦海軍事務，協助李鴻章創辦北洋水師，旋為兵部侍郎入總理衙門，後調戶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在任出使英、法、俄三國大臣期間，訂造了“致遠”、“靖遠”艦，為了訂購軍艦不受制于洋人，深入的學習過近代海軍知識，在有關艦船技術的論述上極有見地。在此期間還親自創作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首國歌《普天樂》。他關心外交諸事，如駐外領事部署，何地當設，何地宜緩，何地不應役，都隨時向總理衙門各國事項建議。還改進駐外公使與國內聯繫電報通訊辦法。他在外交界享有聲譽，與郭嵩燾齊名，時人並稱“郭曾”。在出使英俄期間，在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指出外來的侵略適足以“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中國的“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對民族振興滿懷信心。　　光緒十六年卒於任，年51歲，謚惠敏。十九年，江南製造總局彙編刊印其奏疏6卷、文集5卷、詩集4卷、出使日記2卷，後輯為《曾惠敏公遺集》行世。 　　子：曾廣鑾，左都御史；曾廣銓，兵部員外郎。

家族

　　父親曾國藩叔叔曾國荃 　　叔叔曾國潢 　　叔叔曾國華 　　表叔彭毓橘 　　弟弟曾紀鴻 　　兒子曾廣均 　　孫子曾約農（1893年 - 1986年），教育家，東海大學在台復校後首任校長。 　　孫女曾寶蓀 　　堂孫女曾憲植，曾國荃曾孫女，葉劍英夫人。 　　堂孫子曾昭掄，曾國潢曾孫子。

收回伊犁

　　左宗棠收復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區，但伊犁這個新疆的西部重鎮卻還被沙皇俄國霸占著。原來，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後，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清政府多次要求他們歸還伊犁，沙俄總是尋找藉口，賴著不走。 但是，左宗棠指揮清軍，連戰連勝，不用兩年就收復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區，形勢的發展變得對清廷有利。於是，公元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為特命全權大臣，去俄國同沙皇交涉伊犁問題。 崇厚十分昏庸無知，他以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麼都解決了，結果在俄國官員的威脅和欺騙之下，他擅自簽訂了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里瓦幾亞條約》。條約規定割讓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國賠款五百萬盧布，俄國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經商全部免稅，允許俄國經新疆到天津、漢口和西安陸路通商；而換回來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國包圍的空城伊犁。 條約簽訂的訊息傳回國內，激起了全國民眾的無比憤怒。清廷內部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主和派怕與俄國人打仗，主張妥協，接受這一條約；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主戰派堅決不同意，要求修改崇厚與俄國簽訂的條約，把失去的主權收回來，同時做好開戰的準備，萬一談判失敗，就在戰場上與俄國決出個勝負。左宗棠說到做到，積極備戰。他分兵三路，向伊犁進軍。不久，他自己帶著一口棺材從肅州(今甘肅酒泉)出發，表示不收復伊犁，決不活著回到關內。在全國民眾的一片抗議聲和愛國官員的堅決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職，交給刑部嚴加懲處，不久又派曾紀澤兼任駐俄公使，去俄國與沙皇政府重新談判。 　　曾紀澤是曾國藩的大兒子，公元1878年擔任駐英、法公使。這次接受新的任務後，他馬上整理行裝，前往俄國。曾紀澤心中很清楚，此次談判難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個異常貪婪蠻橫的國家。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他會毫不猶豫，全力以赴。 　　公元1880年8月，曾紀澤到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國外交大臣格爾斯 　　和駐中國公使布策，兩人一開始非常霸道，對曾紀澤說：“兩國全權大臣已經簽訂好了條約，沒有什麼可以修改的了。” 曾紀澤冷靜地回答：“因為中國的使臣崇厚失職，違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這個條約理應酌情進行修改。” 格爾斯和布策又說：“崇厚是頭等全權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無全權，怎么能夠修改崇厚與我們簽訂的條約呢?” 曾紀澤針鋒相對：“我既然是駐俄公使，就有權同你們談判修改條約的事。” 格爾斯和布策被頂得無話可說，只好同意與曾紀澤談判。曾紀澤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條條列出，送到俄國外交部。格爾斯看後暴跳如雷：“這不是把前面所訂的條約全部推翻了嗎?” 格爾斯故意拖時間，不作答覆。曾紀澤就派人去催。格爾斯也派了人來回答說，俄國沙皇已經向清朝廷提出最後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簽訂的條約，就只能用大炮來發言了。曾紀澤毫不退縮，鎮定自若地回答：“如果兩國間不幸發生戰爭，中國用兵向俄國索還土地，那就什麼地方都可以索取，決不只限於一個伊犁。” 來人被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幾天后，格爾斯和布策又蠻橫地向曾紀澤提出：“我們守衛伊犁的軍費總共為一千二百萬元，中國必須予以賠償。” 曾紀澤冷笑道：“雙方還沒有打仗，哪裡跑出來的軍費?” 格爾斯和布策說：“如果你們不答應，俄羅斯只好開戰了。” 曾紀澤不客氣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來，誰勝誰敗還不一定呢。大清如果獲勝了，那俄國也必須賠償我們軍費。” 在半年多的時間裡，雙方唇槍舌劍，激烈交鋒。曾紀澤據理力爭，終於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除了將伊犁歸還中國外，沙俄又交還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領土。但是，清朝政府的賠款卻增加到了九百萬盧布。

外交貢獻

　　曾紀澤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是中外關係格局的變化、西方思想觀念和曾國藩、郭嵩燾的外交思想與實踐等客觀因素，以及曾紀澤的個人素質、經歷與所受教育等主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教材上說曾紀澤的談判是虎口取食，是因為他從流氓國家俄羅斯口中取回了中國的領土伊犁九城。　　曾紀澤的外交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在左宗棠收復新疆時與俄國進行的外交談判。1864年浩罕國貴族，軍事首領阿古柏發動叛亂，建立“哲德沙爾”政權，遭到清朝陝甘總督左宗棠的西征軍討伐，兵敗身亡。俄國卻趁著西境混亂之時，奪取了包括伊犁在內的中國領土。中國政府派出戶部右侍郎署盛京將軍崇厚為談判代表，與俄國商討歸還伊犁事宜，但其草簽的《里瓦幾亞條約》卻割地賠款，令中國損失了太多的利益。清廷拒絕承認此條約，在命令左宗棠繼續整軍備戰的同時，派時任駐英法大使的曾紀澤兼任駐俄大使，赴莫斯科與俄國談判改約。1881年經過修改的《中俄伊犁條約》（也就是俗稱的《改訂條約》）出爐，曾紀澤通過堅韌的據理力爭，加上左宗棠西征軍對俄國的有利勢態，將中國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權，以多付400萬盧布的代價，換回了兩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雖然俄國通過隨後的《勘界議定書》，使中國又損失了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這個改訂的條約仍然減少了中國的權益損失，使得曾紀澤博得朝野的好評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

曾紀澤與父親

　　出自將門的曾紀澤長期隨侍曾國藩，可謂深得父親真傳。30歲以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吸收父親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為出使歐洲奠定了堅實的學識和處世基礎。在中西對峙的情境中，曾紀澤通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和收復伊犁的談判，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西方觀念，同時，他也從國外的角度反觀中國，得出了中國睡獅已醒的驚人結論。　　曾紀澤這一輩必須感謝他們的父親曾國藩。這絕不是從承蔭爵位這些事功上面而言，而是從做人的角度而言。正是曾國藩的一整套令人稱奇的育子之方，才有了曾國藩之後曾家數代都能出英才，而且沒有一個是貪官污吏。　　有關曾國藩如何教子的書籍已經不計其數。在我看來，首先，曾國藩教子一事可能被當代放大了。因為在傳統社會的大家族裡，類似曾國藩這樣的教育後代的多半是一樣的原則、一樣的內容、一樣的目的。其次，曾國藩教子之所以看似取得巨大成功，畢竟和他的地位和功績有關。曾國藩教子最勤快、最謹慎的時期，就是他逐漸平定太平天國及其之後的時期。因為這段時期，曾國藩對自己的地位已經非常警覺，而且也日益憂慮自己的前途。加之殺人無數，心中不免難過，所以，自這段時期起，他的教子之方愈發嚴厲了。最後，無論曾國藩的教子方法有多少，最最重要的是以親身的榜樣，示範給孩子們看。其身正，自然可以正家庭。　　由此觀之，當代父母千方百計地尋求教子妙方，不如從教育自己開始吧。　　比如，1864年7月，小兒子曾紀鴻去長沙參加鄉試，以曾國藩當時一等侯爵、節制東南半壁江山的地位，遞個條子，打個招呼，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但是， 曾國藩在考前明確對曾紀鴻說：“ 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 務知自重。” 而且， 在考完發榜之前或者說是判卷子的期間， 曾國藩又怕兒子去活動， 去信告誡他：“ 斷不可送條子， 致騰物議。” 要知道， 1 6 歲的曾紀鴻不僅這次沒有考上， 而且隨後幾次都沒有考上， 後來只是個副貢生。這就是曾國藩的最重要的教育策略： 言傳不如身教， 身教必須以講道義和戰略眼光為首要原則。　　曾紀澤正是在父親的引導下， 先做到了“ 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作為儒家人生的最高目的是“ 治國平天下” ， 而在此之前， 曾紀澤已經做到了修身齊家一層。　　18 7 2 年農曆二月初四， 是曾國藩的最後日子， 他對其一生做出總結。首先， 他教育後代， 以後曾家再也不要出帶兵打仗的人了。說打仗是最害人的事， 造孽。說完， 曾國藩栽倒在曾紀澤的身上去世。曾紀澤看見父親的遺囑， 上書對其兄弟的四條要求：　　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 此四條為餘數十年人世之得， 汝兄弟記之行之， 並傳之於子子孫孫。則余曾家可長盛不衰， 代有人才。”　　曾紀澤牢記在心， 扶柩回湘， 結廬在父親長眠的地方， 陪伴他的是一本英文的《聖經》。根據他父親生前的要求， 他曾經在同文館學習洋務知識， 並向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學習英文。　　曾紀澤的“土辦法”有點和當今所謂“ 瘋狂英文” 相似。不過， 他大約是把《聖經》當成《三字經》一樣的教材了。這一招果然管用， 曾紀澤背誦了《聖經》， 這成為日後出任英法德俄公使的重要基礎。　　這可以從他兩次被慈禧召見後詢問其洋務知識和外語水平的時候看得出來。　　曾紀澤出使歐洲之前， 於1877 年和1878 年兩次被召見。慈禧太后對於曾紀澤的出訪非常重視， 親自問一些具體的問題， 比如如何走、何時到， 外國的外交體制如何等等。　　同時， 慈禧太后還問到了曾紀澤對“ 教案” 的看法。　　其間對答如下：　　旨：“ 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 將來必又淘氣。”對：“ 辦洋務， 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 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勞。”旨： “ 可不是么。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 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對：“是。”旨：“ 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 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對：“ 臣從前讀書， 到‘ 事君能致其身’ 一語， 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了。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卻名聲，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旨：“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在此， 曾紀澤為父親爭得了最高執政者的正當評價， 同時也恰當地表達了自己所受的父親之教育對自己的影響。　　當時， 慈禧又問到了曾紀澤的洋務知識和外語水平。其問答如下：　　問：“你在外多年，懂洋務否？”　　對：“ 奴才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時， 兼署南洋通商大臣， 在直隸總督任內時，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卻於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隨侍父親在任，聞見一二，不能全知。”　　這裡再次提到父親的影響。接著，慈禧又問到曾紀澤的外語水平。　　問：“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對： “ 奴才在籍翻閱外國字典， 略能通知一點。奴才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 洋人所寫的， 奴才還不能全懂。”　　問：“是知道英國的？”　　對：“只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 未曾學習。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　　這是基本屬實的回答。因為曾紀澤屬於自學成才的英文水平， 可以說一些， 但文法不通， 可以寫一些， 但看洋人寫的就有些吃力。這在後來丁韙良的回憶錄中有記載。　　注意這最後一句話“ 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 。這不是曾紀澤畫蛇添足的補充說明， 而是當時必須要回答清楚的問題。對於慈禧和宮中的、朝中的多數大員而言，他們是分不清美國話、英國話和法國、德國話的區別的。　　因此， 在第二次的召見中， 曾紀澤又強調了當時英文為國際商務用語，而法文為歐洲外交官方語言。其對答如下——　　對： “ 英文為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 故各國人多能說英國語。至於法國語言，系相傳文話，所以各國於文札往來常用法文，如各國修約、換約等事，即每用法文開列。”　　同時， 曾紀澤在回答中， 也強調了翻譯一職和辦洋務的區別。翻譯是一種工具、一種手段，辦洋務則要複雜得多，是一種事業。他認為像自己這樣初懂英文的官員很少，要士大夫學洋文很難，不要企圖在以後挑選洋務官員時把外語水平作為一條標準。“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占翻譯之職。”　　從召對中， 我們看到了一個務實、講真話的曾紀澤， 也看到了曾國藩的影子。

始信崑崙別有山

　　洋務運動的啟蒙者們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在最初與西方的交手中，感應到變局的到來。但是否真的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則是有疑問的。士大夫要承認中國在軍事力量不足之外，還存在經濟和政治體制等文化範疇的不足，這對他們而言，存在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只有親身經歷了西方社會的生活，才能有力地衝擊這最後的防線，從而真正走向世界。曾紀澤的前任郭嵩燾已經大膽地承認了中國文化問題對中國發展的深刻牽制。曾紀澤本人通過樸素的觀察，也得出了類似的明確結論。　　初到歐洲，曾紀澤以詩明志。詩曰：“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啟天關；從知混沌猶餘言，始信崑崙別有山。”曾紀澤對於崑崙之外的這座大山，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觀察，具有很強的層次性。　　一是對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他從國小教育入手，認為：“中華所謂國小，有古今之分。漢學家以文字、聲音、訓詁為初學津梁，古國小也。宋學家以灑掃、應對進退為童蒙基址，今國小也。”而“西人所謂國小，則以顯微鏡察驗纖細麼麼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萬物材質凝動之分，生死之異，動植之類，胎卵濕化之所以別。由細而知巨，由表以驗里，由無用以求有用，由同種以察異種。以此為國小，與光學、電學之屬，爭奇而並重。設公會邀人觀覽，亦集思廣益之意也。”以此論之，中國的學問注重人的道德文章，關注主體的修行，而西學注重對客觀事物的考察。曾紀澤並沒有把西學的路數和中國的“格物致知”對照研究。雖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國商民，仿效歐洲富國強兵之術、格物致知之學”。但是，如果他進一步推論，甚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傳統的學問，並沒有真正遵循“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訓條，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這可能是中國傳統學問有意無意對新儒學（理學）最初教條的偏離，而這種偏離正是導致中國學問出問題的根源吧！　　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直接滲透到曾紀澤辦理外交的實踐中去。曾紀澤發現西方國際關係遵循一種規則即國際法，而國際法的根本點在於保護國家主權，保護國家主權還不論國家大小強弱。他說：“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這是和東方傳統國家間關係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國際法意識和主權意識給了曾紀澤無窮的力量， 他利用西方國際法作為武器，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他在和俄國的艱難交涉中， 成功收復了伊犁。他在辯論《煙臺條約》洋藥加稅之事項時， 義正言辭地說：“ 西洋各國， 無論大小、強弱， 其於稅餉之政， 皆由主人自定， 頒示海關， 一律遵照辦理。客雖強而大， 不能侵奪主國自主之權。”“ 加稅之權， 操之在我！”　　二是對西方社會的體驗和認識。在學問之外， 紛繁複雜、熱氣騰騰的西方社會給曾紀澤以何種衝擊呢？ 對於外交官， 考察所在國“ 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 是一項基本的使命。曾紀澤在日記中主要記載的就是這方面的觀察結論。首先看建築。中國建築多平麵攤開， 樓層不高， 浪費土地。“西人地基價值極昂， 故好樓居， 高者達八、九層，又穴地一、二層為廚室、酒房之屬， 可謂愛惜地面矣。” 形成這種差別的根本原因， 曾紀澤沒有作進一步剖析。其實這種差別是中國和西方在發展階段上的差別所致。中國城市沒有充分發展， 因為處於農業文明的階段， 而西方城市和工商業的快速發展， 必然導致地價上漲和高樓大廈。對於園林建設， 曾紀澤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別。西方“ 其建築苑圃林園， 則規模務為廣遠， 局勢務求空曠。游觀燕息之所， 大者周十餘里，小者亦周二三里， 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 無絲毫苟簡遷就之規。與民同樂， 則民不怨。” 這樣的結論很有見地： 他把西方建設公共園林和“ 與民同樂” 的政治理想結合， 發現了西方社會以民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 則是中國園林多為私家或皇家所建， 沒有實踐古人“ 與民同樂” 的理想。　　三是對軍事力量的認識。作為洋務運動的熱心支持者， 對中西方軍事力量的差距， 應該說是最為敏感的。對於西方軍事力量的強大根源， 他認識到：“ 蓋其規模， 亦合通國人士之智力， 積數十年之歷練，耗無數之財賦而後成焉。故閎博精微， 兼擅其勝也。” 西方為什麼能夠做到利用全國的智慧和力量， 而造就如此龐大的軍事機器呢？ 曾紀澤語焉不詳。這可能是他觀察的缺陷， 但也可能是他不願牽涉進政治的糾紛吧。因為他反觀中國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國先睡後醒論》中說“ 至於國內政事”， 則雲“ 余暫不言” 。因為再進一步走下去就是維新派了。

中國先睡後醒論

　　在歐洲勉強維持、同時又極力抗爭了將近九年後， 1 8 87年，曾紀澤帶著無限的遺憾離開倫敦。臨走之際，他和英國人馬格里合作，用英文寫成《中國之睡與醒》（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發表在《亞細亞季刊》上。隨後又以《中國先睡後醒論》為名發表在香港的一個中文刊物上。此文表達了曾紀澤的中國觀念，充滿著強烈的自強氣息。自此文發表後，中國是“睡獅”的觀念便不脛而走，成為後來百年中國尋求自強的經典比喻。　　曾紀澤在文章中表達了以下的認識。首先， 他認為西方是把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的。“關於包括在條約口岸里的外國租界內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領土上的主權的讓與，中國覺得那些條約是把一種情況強加在她的身上的。這種情況將要迫使她在今後十年期限告終的時候廢棄那些條約， 藉以避免它們已經在別的國家裡引起的那些罪惡。”　　其次， 他認為， 外來的侵略是足以“ 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中國的“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對民族振興滿懷信心。曾紀澤認為， 百年以來， 中華帝國外閉關自守， 內安於粉飾， 上不通， 下言塞，日益衰退。鴉片戰爭驚醒了天朝迷夢，有識之士先羞而後勇，學習西方， 求強求富， 至今日已初具規模。“ 中國今日用其全力， 整頓海防，使鐵艦堅固，戰船得力也。” “中國現將衛固海疆，水路軍務逐漸推廣，以目前論，鐵路等事，凡可以富國利民者，在所應為，然尚可期諸異日也。”同時，外務邦交也應一一妥當處理，“今擬於十年重定之期，更張釐正，全國體也。”機器、礦業、鐵路等行業，“中國皆有意為之也”。基於此上種種依據，曾紀澤斷定“中國真醒大醒”，“無復有睡之意矣”。 　　對於曾紀澤的樂觀斷定， 當時有著名的香港維新派人士何啟提出疑義，認為他的論點太過於樂觀，是把中國沒有發生的事情當成了真實的事實，所以才得出中國已經睡醒的結論。　　這樣的爭論當然值得從現實和政治觀念的取向上進行解讀。但是，曾紀澤所要真正表達的，是一種拳拳的愛國之心，是一種自強的信念。他的中國觀念是建設性的，具有積極的價值。曾紀澤在國外餘暇時間曾“ 作樂章一首， 兼排宮商， 以為國調（ 國歌）”， 並為自己所作的國歌起名為“ 華祝歌”， 足見祖國在其心中的分量。不過， 曾紀澤的睡獅論雖然表達了一種積極的願望， 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他那一代士大夫對中國落後而不得其法的心理壓力。但是，他提出的命題卻需要人們作出進一步的嚴肅思考： 如果中國沒有睡醒，那么是什麼使她繼續酣睡？ 如果正在醒來， 那么促使她醒來的方法是否是根本之計呢？　　1 9 世紀有關中國的睡與醒的問題， 通過曾紀澤的文章， 我們可以看出這的確是個話題。但是， 是否一直就是國人所熟知的那個拿破崙的 “ 睡獅” 論呢？ 以下附錄一篇小文， 綜述了拿破崙關於“ 中國睡獅醒來將會震動世界” 的歷史舊案， 是本書作者發現的比較詳細討論這個問題的一篇有價值的文章。讀者感興趣的話，可以自己鑽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