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聖孫武身上待解的八大迷團：孫子可能未有其人

在論述孫武的一生行事之前，必須先了解一下經歷將近千年的關於孫武 的有無及其著作真偽的爭論。由於《孫臏兵法》在魏晉以後的亡怯，詳載春秋史事的《左傳》、《國語》等典籍中絲毫不涉及孫武，而現存《孫子兵法》 中又有似乎是戰國時期的現象，因而自北宋以來，就不斷有人懷疑孫武及其著作《孫子兵法》的真實性。問題討論頗為熱烈，各家意見眾說紛壇。除明 宋濂在《諸子辨》、胡應麟在《四部正訛》、清紀陶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孫星衍在《孫子十家注序》中，繼續肯定孫武為春秋末年人，兵法出於其手定外，懷疑者的人數遠比此諸人為多，否定的意見占了上風。

兵聖孫武存疑的八大迷團歸納各方的論點主張，約有如下八種：

(1)孫武無其人，著作是偽托。主其說者有南宋的葉適、清代的全祖望 和現代學者齊思和等。葉適以“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為由，指出：“凡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想標指，非事實。”接著他列舉 了一些《孫子》書中的論題，認為都是戰國時始有之事。因而他主張此書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習學記言》卷四十六《孫子》)。清人全祖望隨之議論道：“水心(葉適字)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事其書皆縱 橫家所偽為者，可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 於知兵者之手。” (《鮚亭集》卷二十九《孫武子論》)齊思和也同意葉適的觀點，認為“孫武實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戰國之書”(《孫子兵法著作 時代考》，《燕京學報》第26期， 1939年版)。

(2)孫武有其人，但兵法非其所著。主此說者有北宋的梅堯臣、清代的姚鼎和近代的梁啟超等。梅氏曾作過 《孫子注》，認為此書非武所著，而是“戰國相傾之說也”(見歐陽修《梅堯臣〈孫子注〉後序》，《歐陽文忠公 全集》卷四十一)。姚鼐也持同樣的看法，云：“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因為“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惜抱軒文集》卷五《讀孫子》)。 梁啓超亦說：“此書未必孫武所著，當是戰國人依託。書中所言戰事規模及戰術，慮皆非春秋時所能有也。”(《飲冰室專集·〈漢書·藝文志·諸子 略〉考釋》)又說：“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中國歷史研究法》)

(3)孫武其人之有無，兵法是否自著，不可知。主此說者有南宋的陳振孫和清代的姚際恆等。陳氏在其《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二中稱：“孫武事吳闔廬而不見於《左氏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姚氏在《古今偽書考》中更玄虛莫測他說：“然則孫武者，其有那?其無耶?……其書自為耶?抑其後之徒為之那?皆不可得而知也。”

(4)孫武與孫臏乃一人，兵法為孫臏所著。主此說者有日本學者齋藤拙堂和中國現代學者錢穆等。齋藤作《孫子辨》一文主張：“今之《孫子》一書，是孫臏所著。孫武與孫臏，畢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臏是其綽號。”錢穆亦認為：“《孫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時書，其人則自齊之孫臏而誤”;“孫臏之稱，以其臏腳而無名，則武殆即臏名耳”;孫子在吳、齊兩國都呆過，後世說孫者，“或曰吳，或曰齊，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誤分以為二人也。”

(5)武與臏為二人，十三篇為孫臏所著。日本學者武內義雄作《孫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根據《史記》載孫武、孫臏二人均有兵法著述，而《漢志》又有《吳孫子》、《齊孫子》兩種，故斷“武與臏是別人，各有著述”;但今《孫子》十三篇從其內容看，“非孫武所著之書”，而“出於孫臏所作”。

(6)孫武系偽托，無其人，今本《孫子》作於孫臏。現代學者金德建撰《孫子十三篇作於孫臏考》一文，從《左傳》不載孫武而《史記》所述孫武事又極簡略，“內容上完全近於傳說，不足為信”，從而認定：“所謂孫武，全為偽托之說”;“則《孫子》這部書的作者，當為孫臏無疑。”(《古籍叢考》第80—82頁，中華書局1941年版)

(7)孫武就是伍員，二者實為一人。清人牟庭在《校正孫子》中認為，孫武事跡與伍員甚相似：二人都從他國來到吳國，統帥吳軍破楚人郢;二人都講究軍事策略，著有兵法。伍員托其子與齊鮑氏，居阿、鄄之間;伍員後代在齊國改姓孫，其後百年有孫臏出。故孫臏的先輩孫武，實即伍員。

(8)孫武實有其人，兵法著作源出於武，完成於臏。這種意見比較普遍。明吳興松筠館主人在《孫子參同序》中說：“按《史記·列傳》稱武為臏之祖，臏之兵法傳於後世雲，則是書殆傳於臏，而本與武者歟?”現代學者陳啟天進一步闡發此論點云：“古人為學，均有傳授。孫臏既為孫武之後世子孫，則武之兵法授之於臏，臏即據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謂此書為武自撰者固誤，而謂此書與武絕無因緣者亦非也。”(《孫子兵法校釋》第41頁，中華書局1947年版) 本來，孫武的生平事跡及其兵法著作，在《史記·孫子傳》和《漢書·藝文志》中是記載得相當清楚的。成書於東漢初年的《越絕書·記吳地傳》、《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中也都有關於孫武事跡的記述。先秦古籍，如《荀子·議兵》有言：“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韓非子·五蠹》云：“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呂氏春秋·上德》亦謂：“孫、吳之兵，不能當矣。”然則孫、吳連稱已成習慣用語。吳指吳起，孫置於吳前，自然是指比吳起時代稍前的春秋末年的孫武。

然而，《孫臏兵法》後來失傳了，《隋書·經籍志》中即不見著錄。《史記·孫子傳》明明說孫臏有兵法傳世，它的亡扶，人們自然會懷疑《孫子兵法》的作者問題。再說，《左傳》中吳國的闔閭、伍員、伯、專諸等人物以及吳國攻人楚都的情況都寫得十分詳細，卻沒有一言記及孫武。雖然有人曾竭力為此書辯解：“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 否。”(宋濂《諸子辨》，《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但無法消除 年版。

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漢墓中，同時發現了書寫《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大批竹簡。這不僅使失傳了1700多年的孫臏著作得以重見天日，而且使懷疑孫武其人的有無和《孫子》是否孫武所著的懸案得以渙然冰釋。從發現的這兩部兵法著作來看，孫武和孫臏顯然是不同時期的兩個人，他們的著作也反映了具有各自時代特點的戰爭方式和軍事思想，有著明顯的繼承和發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