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制度化。

1975年7月31日，在赫爾辛基的英國大使館的午餐會上，德斯坦總統向前來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福特總統、威爾遜首相和施密特總理，正式建議召開一次由西方五大國(法國、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日本)首腦參加的會議，得到了這三位首腦的回響和支持。
召開發達國家首腦會議的構想，最先萌發於美國。早在1971年，基辛格就曾想召開首腦會議來處理迫在眉睫的國際貨幣體系危機，只是由於法國總統蓬皮杜的反對未能實現；1973年，作為美國“歐洲年”計畫的一部分，基辛格又建議召開一次由尼克森總統和歐洲共同體國家的領導人參加的最高級會議，但遭到政治獨立意識很強的法國的再次否決。
西方幾個最強大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坐在一起，一本正經地討論經濟問題，是否是小題大做？基辛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當前這種危機已經嚴重到不能交給財政專家們去解決的程度了”，因為這種危機“最深刻的後果不是經濟性的，而是人們對他們的社會逐漸失去了信心……這種世界性危機”的解決，己經不是經濟專家們的能力所及，而各國首腦們卻責無旁貸。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首腦會議也是此時西方各國所能採取的擺脫經濟困境最有效的辦法。西方各國經濟面臨的是一場並發性危機，任何一個經濟部門都無力單獨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而政府首腦則擁有使各部門協調行動的許可權；造成各國這種經濟困境的原因，不僅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要擺脫之，除了國內的努力外，必須還有國際間的合作，而協調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關係，顯然超出了外交部長的許可權，非政府首腦莫屬。這大概是處於困境中的西方對朗布依埃會議寄於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