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農業科學家、教育家、水稻專家，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丁穎逝世

丁穎

丁穎，字君穎號竹銘，1888年11月25日生於廣東省高州縣（原茂名縣）謝雞鄉碩塘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父親丁林泰深感窮人受苦的根源在於沒有文化，決心借債送子上學。為此，丁穎成了丁家的第一個讀書人。1906年丁穎自私塾童蒙書館考上縣城的“洋學堂”——高州中學。入學後，他參加了“新高學社”，曾不時議論時政，立志“科學救國”。中學畢業後，他懷著“要使吃不盡苦頭的農民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向同學們表示：“諸君！當今之血性青年，當為農夫溫飽盡責盡力，我決意報考農科。”他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博物科學習一年，便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日本。1912年9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習日文，1914年6月曾一度回國，後又於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繼續學習。1919年畢業時，適逢國內掀起“五四”運動，東京留學生為聲援祖國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示威受到日本軍警的血腥鎮壓，氣憤之餘，不思久留，加之那時家境拮据，乃決定輟學回國。先後在高州中學、高州農校任教，後來改任廣東省教育廳督學。
　　此後，鑒於對官場貪污舞弊的厭惡，深感不深造就難以實現“科學救國”之夙願，遂於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攻讀農藝，成為該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學的中國留學生。1924年獲學士學位，時年36歲。為了出國深造，他前後奮鬥了11個春秋。
　　學成回國後，丁穎在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學的同時，積極開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規律的研究，並對廣東糧食生產問題做了很多調查，寫出《改良廣東稻作計畫書》和《救荒方法計畫書》，建議政府每年撥出1％的洋米進口稅作為稻作科研經費，但這些飽含拳拳學子之心的種種考慮均為石沉大海毫無著落。面對重重困難，他決心立足現實，以“螞蟻爬行的方式，苦幹到150歲”。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資積蓄補充經費之匱乏，在茂名縣公館圩籌建了我國第一個稻作專業研究機構——南路稻作育種場。隨後又用“賣青草”預售良種等辦法解決經費困難，先後又增設了石牌稻作試驗總場和虎門（沙田）、東江（梅縣）、北江（曲江）等試驗分場，旨在選育優良稻種，改進栽培技術，對發展華南糧食生產做出貢獻。1938年日軍侵入廣州，他們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場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慘遭殺害。中山大學西遷雲南，丁穎冒著生命危險搶運稻種和甘薯苗。後來學校從雲南移回粵北坪石，抗戰勝利後，再遷回廣州。八年抗戰，中山大學三易校址，顛沛流離，元氣大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校方醞釀再次遷校到海南島時，丁穎為了維護教育事業和國家財產便毅然加入了地下黨領導的護校行列，反對遷校，並不顧身家安危出面保釋為此而被捕的同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丁穎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關懷和重視，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農學院院長，並當選為廣東省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當時財政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撥專款支持稻作試驗場的恢復工作，這對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繼夜地工作外，還積極團結知識分子，規勸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員和學生回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了更多地了解和學習蘇聯的科學技術，他和青年教師一道參加了俄語學習班，並潛心鑽研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和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1956年，在他67歲時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丁穎出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兼華南農學院院長。1963年他以75歲高齡，親自帶隊考察西北稻區，從張家口到山西、內蒙古、寧夏、甘肅、新疆、陝西等地。由於長途勞頓，回來後感到體力不支，日見消瘦。同志們無不為他的健康擔憂，勸他就醫，但他依然堅持工作。嗣後，由於組織決定，他才無可奈何帶著大箱圖書資料，去無錫太湖“療養”了37天（療養期應為3個月）。隨後，瞞著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國勞模陳永康的水稻高產試驗田，接著又風塵僕僕地趕回北京，連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兒想見一面也未能如願。回京後，在尚未取得醫院病檢結果的情況下，又帶病去山東考察稻作。當時，他病情急劇惡化，用枕頭壓住肝痛部位，渾身冒汗，堅持在濟南做完了考察報告。之後，才從濟南被護運回北京醫院。經確診為肝癌晚期，住院僅20天就與世長辭了。
　　1957年丁穎院長訪問前蘇聯　丁穎除歷任上述職務外，還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廣東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副主席。他曾先後代表國家赴蘇聯、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緬甸等國考察和進行學術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蘇、越3國學者參加的武漢水稻科學技術會議；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學討論會。他曾受聘為柏林民主德國農業科學院、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捷克斯洛伐克農業科學院榮譽院士。丁穎蜚聲中外，有“中國稻作之父”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