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家錢志道

錢志道（1910—1989）紹興人.化工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陝甘寧邊區基本化學工業和我國現代國防工業的開拓者之一，長期從事火炸藥和彈藥的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
　　對我國兵器工業及飛彈推進劑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教育上，提倡學以致用，重視基礎理論，為教育工作的優秀組織者和領導者.
　　1935年，從浙江大學化學系畢業後任助教。1938年到延安，組織兵工生產。1946年，赴東北創建兵工企業，不久任東北兵工局副局長。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重工業部兵工總局副局長，二機部、一機部飛彈局局長、部長助理。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63年，到中國科學院工作，不久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1978年，創辦我國第一個研究生院——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任副院長。1981年，任中國科學院顧問。
　　在軍工部門工作25個年頭。在延安，所領導的化學廠成為邊區基本化學工業的基地，1944年、1945年兩次被授予特等勞動英雄稱號，毛澤東同志為其題詞“熱心創造”。1949年後，為我國常規兵器和飛彈生產，以及航空、電子、造船等國防工業作出了貢獻。60年代初，指導我國火箭的研製。作為國防工業的代表，5次隨周恩來總理、徐向前元帥訪問蘇聯，圓滿完成156項工程中的軍工項目和其他項目的談判任務。在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副院長期間，為發展我國的科研事業和高等教育事業，貢獻卓著。一生艱苦樸素，把省吃儉用攢下來的錢全部捐為獎學基金。
　　錢志道，化工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陝甘寧邊區基本化學工業和我國現代國防工業的開拓者之一，長期從事火炸藥和彈藥的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對我國兵器工業及飛彈推進劑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教育上，提倡學以致用，重視基礎理論，為教育工作的優秀組織者和領導者。
　　錢志道，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３日生於浙江紹興的一個小職員家庭。１９２２年，舉家遷往江西南昌。就讀於江西豫章中學。１９３１年考入浙江大學化學系。在校學習期間，因他追求真理，要求進步，被選為學生會主席團成員。
　　錢志道在浙江大學求學期間，正是日本侵略軍蠶食我國的時代，挑釁肇事端，時有所聞。為了抗日救國他矢志于軍火化工的研究。利用所學的知識在浙大求是橋附近做燃燒彈試驗，引起了轟動。從此，軍火化工的研究在他的心目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大學畢業後，學校鑒於他品學兼優留浙大任助教。抗戰爆發前夕，錢志道再也無法安心於助教生活，軍事工業救國的念頭又重新興起，於是毅然投筆從戎，先後應聘到南京兵工總署套用化學研究所和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氣和防毒面具，以抗擊日軍用化學毒劑慘無人道地屠殺我國同胞。當時，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需用椰子殼燒制，而山西不產椰子，他大膽採用核桃殼燒制的活性炭作為代用品，經試驗同樣能達到防毒的效果。這是他獻身於軍工產品研究的開始。
　　１９３８年３月，日軍進逼太原，錢志道失業家居。失業後在開封家中小住期間一度擔任防空稽查員，經常與進步人士交往，暗地裡閱讀毛澤東的有關著作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在腦海里對共產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留心報紙、關注時局、尋找出路。有一次當他看到《新華日報》上刊登的八路軍為防毒募捐的啟事後，立即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自薦。１９３８年４月底，他接到了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李六如代表毛主席寫給他的回信，歡迎他到延安去，並告訴他赴延安的路線。他反覆閱讀，興奮萬分，隨即草草作了安排，於５月１８日自開封動身，到延安參加革命。
　　５月２８日經西安到達延安。在延安，他是從防備日軍使用毒氣開始研究工作的。為此，他還參加了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召開的兩次防毒會議。後由中央軍委介紹他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央軍委軍工局工作，從此，他開始了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軍工生產與軍事科學研究生涯。
　　抗日戰爭期間，彈藥異常缺乏。錢志道是專攻理論化學的。到延安之後，他親眼看到邊區地瘠民貧、毫無工業基礎的困難環境，決心把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用到邊區急待發展的基本化學工業上來。從他到延安起到１９４６年６月，任過中央軍委軍工局工程師、軍工局三廠廠長兼工程主任，軍工局一廠化學總工程師等職。
　　１９４６年６月，錢志道和其他同志奉命赴東北，建設新解放區的軍事工業。他前後擔任雞西辦事處總工程師、東北軍區軍工部總工程師、軍工部黨委委員。組織手榴彈、擲彈筒彈、迫擊炮彈和引信、雷管的生產，負責主持興建密山無煙藥廠（當時稱東北軍區軍工部直屬一廠，又稱“東北釀造公司”），任廠長兼政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歷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候補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軍工局副局長、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兵工總局副局長、第二機械工業部技術司司長、部長助理、部黨組成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機械組副組長、航空組副組長、國防組成員、原子能組成員、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助理兼第一局（飛彈局）局長、中國科學技術委員會儀器組副組長、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助理和總工程師等職。１９６３年調中國科學院任技術科學部副主任。１９６５年１月調中國科技大學任副校長。
　　為邊區軍火化工業奠定基礎
　　在延安、楊家溝、茶坊和紫芳溝工作期間，他經常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指導工作。１９３９年５月，他任三廠廠長時，工廠的主要任務是復裝子彈和製造手榴彈。當時，在既沒有專業技術人員，又沒有原材料這樣十分簡陋的條件下，他團結工人，克服各種困難，孜孜不倦地工作，先小型試製，再擴大生產雷汞、硫化銻、拉火藥、子彈底火藥，復裝子彈和手榴彈。１９４０年９月，朱德總司令到茶坊視察工作，號召三廠職工多生產槍彈支援前線。為了提高復裝子彈和製造手榴彈的能力，他積極採取措施，修造設備，依靠工人，迅速提高了產量，復裝子彈由日產三四百發提高到千發以上。之後，他又受命籌建紫芳溝化學廠即軍工局一廠分廠，用錢志道的話是“一切從零開始”。儘管他沒有見過火炸藥工廠，但強烈的事業心和邊區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促使他邊學習、邊研究、邊實踐，並在軍工局局長李強的領導和軍工局一廠機械總工程師沈鴻的密切合作下，群策群力，共同奮戰。他終於把生產工藝和工藝流程設計出來了。它既適合邊區的物質條件，又適應發展邊區軍事工業的要求。建設軍火化工廠需要材料和關鍵器材，陝甘寧邊區又受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每前進一步都困難重重。１９４０年１１月，他和戰友冒著極大的危險，赴國民黨控制下的西安採購，使工廠得到部分補充。在他的組織下，與職工們一道投入施工，僅用了一年多時間，便在貧困的黃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從基本化工產品到火藥和炸藥的製造工廠。而且在技術水平上，特別是他主持設計和安裝的硫酸（鉛室法）、硝化甘油（硝化噴射分離器法）、硝化棉（湯姆遜法）等工藝裝置等在當時的國內是先進的。紫芳溝化學廠建成後，開始生產了硝化甘油、硝化棉以及黑炸藥、木粉吸收硝化甘油的高級炸藥、單基發射藥和雙基發射藥，並創造性的在手榴彈中裝入強棉（含氮量１３％左右）。使槍彈、手榴彈、擲彈筒彈和迫擊炮彈的威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在戰鬥中起到了震懾敵人的作用。此外，在他和華壽俊的領導下。化學廠還為邊區造出了鈔票紙，解決了邊區印製邊幣（即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流通券）問題。制出了氯酸鉀，“不僅解決了軍火上的大問題，同時使火柴製造也得到了重要原料。”錢志道對工廠實施科學管理，為化學廠制定了“安全注意事項”，並以身作則，身體立行，凡是要大家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他很關注職工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親自教學，培養幹部。由於他成績卓著，１９４４年５月在陝甘寧邊區廠長暨職工代表會議上，被評為“特等勞動英雄”，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為他親筆題詞《熱心創造》。同月，《解放日報》以《模範工程師錢志道同志創立邊區基本化學工業》為題，介紹了他的事跡，稱讚他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模範，在他的堅毅努力與刻苦經營之下，奠定了邊區基本化學工業的基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在延安召開的邊區群英大會上，他又再度當選為特等勞動英雄，被譽為“模範工程師”。
　　發展飛彈、火箭和航天事業功績卓著
　　解放戰爭期間，於１９４６年６月，錢志道和其他的同志奉命赴東北，建設新區的軍事工業，擔任雞西辦事處總工程師，東北軍區軍工部總工程師，軍工部黨委委員，組織手榴彈、擲彈筒彈、迫擊炮彈和引信、雷管的生產，負責主持興建密山無煙藥廠任廠長兼政委，在那廣袤千里、荒無人煙的北大荒，他團結技術人員，運用他在紫芳溝設計化學廠的經驗，建設起一座規模較大的無煙藥廠。軍工部技術處成立後，他兼任處長，組織火箭與推進劑的研究，用濕法製成火箭推進劑，並製成單噴口活動尾翼式４英寸火箭（Ａ３式榴彈），他還親自到工廠參加實驗，在推進劑的研製方面吸收了當時稱為國際上先進技術的乾壓製藥法技術經驗，獲得定型，從而奠定了我國火箭研究的初步基礎。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韓戰爆發。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他親自組織領導各廠新產品的設計、試製和生產工作，其品種有：步兵信號彈、６０信飛彈、手榴彈、迫擊炮彈、引信以及９０火箭推進劑與各種彈用發射藥等。可以說，每一個產品上都有他花費的心血。
　　從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８年期間，錢志道四次作為國防工業（包括兵器工業）的代表，分別隨周恩來、李富春、徐向前、薄一波、張愛萍赴蘇談判。特別是１９５２年８月的那一次，他隨周恩來、李富春率領的我國政府代表團赴蘇，參加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的１５６項重點工程項目協定的商談。在武器制式化階段，他主持國防工業技術管理工作，在發展基礎技術和組織攻關中，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為我國武器的制式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１９５６年，他代表國防工業參加《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制訂工作，推動了國防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他所組織的國防工業配合發展我國的飛彈和航天事業在短期內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國飛彈和航天事業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和他極力貫徹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分不開的。他為我國的兵器、航空、電子、造船和飛彈等國防工業的建設和教育事業埋頭苦幹、默默的工作了５２個春秋，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以淵博的學識和深湛的造詣在科技界、國防工業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中國兵工學會第一、二、三屆理事、名譽理事和顧問、中國軍事工業史資料徵集領導小組顧問、兵工史徵集委員會顧問和陝甘寧邊區軍事工業史顧問。
　　錢志道十分重視科學研究工作。他一向認為國防科學研究工作是實現國防現代化的主要途徑。建國初期的東北軍區軍工部技術處，如今已經發展成為與兵器工業配套的各類研究所，它們的發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開的。以第三研究所（現稱機械工業部第二○四研究所）為例，錢志道為其初期的發展可以說是嘔心瀝血。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遷到西安，從選點到專業發展，他多次不辭辛勞，往返於北京和西安之間，討論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務和發展方向。錢志道不愧為我國熱心創造軍火化工生產的領導人。
　　獻身教育事業培育人才
　　錢志道在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工作期間，一貫重視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重視黨對學校的領導和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培養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一代新人。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老教師。科技大學在玉泉路期間，住所離學校較遠，每逢下班回家，他都請年邁體弱的老教師搭乘他的車；他關心師資隊伍的建設，特別是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為他們創造脫穎而出的環境，即便是對他身邊的秘書也是如此。他對秘書說：“我這裡沒有多少事，可抽時間到系裡兼一門課，不要把學業荒廢了。”；他主管教學科研工作，治學態度嚴謹，作風踏實民主，競競業業，恪盡職守，經常深入基層、深入實驗室，了解教學與科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時予以解決；他注重從實際出發，主張建立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所需的專業和學科，認為愈是條件艱苦的地方愈是能夠出成果出人才，支持和鼓勵學生到那裡經受鍛鍊，為國家分憂，他繼續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提倡自己動手、勤儉辦校，在他的倡導和影響下，使學校形成了良好的風尚；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科技大學被迫遷到安徽省合肥市後，受到嚴重破壞，為了把學校辦好，使郭沫若校長倡導的“勤奮學習、理實交觸，紅專並進”的學風得以保持和發揚，他在校黨委和劉達的支持下，力排乾擾、克服困難，整頓教學秩序，恢復實驗室建設，提出並實施重視理論，加強套用技術的研究與實驗技能的訓練等一系列措施，為中國科技大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面對十年動亂期間造成的人才斷層的危機，他積極回響中央的號召，採取果斷措施，對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崗位的科技大學畢業生，重新召回學校，進行強化學習和進一步培養，這一舉不僅挽救了科技大學，而且為國家輸送了人才。如今，這一部份人已經成長為中國科技大學的骨幹力量；錢志道退居二線後還經常關心著兩件事：一是我國的國防工業建設；一是學校的教育工作。延安時代他的學生們如今都身居高位了，其中不少人在國防工業部門，每逢去拜訪他時，他都念叨說：“國防要現代化，光靠引進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力更生！”他的學生們在工作中也都時時刻刻牢記他的教誨；對於教育工作，他是有很深的感情的，為了辦好中國科技大學並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創建我國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竭盡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受到了師生員工的崇敬和愛戴。
　　一身正氣光明磊落
　　由於極不正常的思想影響，錢志道從６０年代初，開始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被迫離開欲為之獻身的國防工業部門，造成了他終生的遺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更大的衝擊，在精神上、身體上均受到嚴重地摧殘。他被抄家時，當一些年青人從箱中翻出毛澤東給他的親筆題詞時，都驚呆了，想不到科大的“走資派”竟然是當年的老英雄！勸他拿出來，可少受皮肉之苦，他只一笑置之。在他看來，用毛主席的題詞作為自己的護身符是不願為的，始終堅信黨，相信人民，相信歷史是公正的，堅貞不渝地堅持共產主義信念。１９７７年，他光榮地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代表大會的代表。
　　錢志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一個七級的國家幹部，他具有堅強黨性，雖然蒙受了莫大冤屈，就連朝夕相伴的妻子也從未透漏一言，對於親友的謀職求情，他都斷然拒絕；對於一些不正之風，敢於直言，敢於抵制；對於送禮，他更是深惡痛絕，或是當面回絕，或是以高於禮品的價格寄給本人。一次，僑居國外的一位老同學要來看他。他預先寫信說：“你來看我，千萬不要帶禮品來，否則你要送禮，我要回禮，頗為不宜，這樣都省，豈不兩便。”對於用車，按照規定他是應當配備專車的，但他認為，自己沒有多少事，配備專車是個浪費，只有因公事才偶然用一次，私事根本不用；在生活方面，他反對鋪張浪費，大吃大喝，平時掉在桌上的一個飯粒也要撿起來吃掉，深知農民種田不易。他數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從不鬆懈動搖，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錢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總是把成績歸功於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傑出的著作。他一貫嚴於律己，寬於待人，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一身正氣，一塵不染，在地位、榮譽、待遇享受面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堅持真理，作風正派，光明磊落，性情剛毅，善於團結大家一道工作。他平易近人，關心他人，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際，仍然念念不忘其他已離退休老同志的身體健康。他一貫謙虛謹慎，從不居功自傲，他歷史上有過很多光榮的功績和感人的模範事跡，直到病逝後有些才為人所知，表現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他是新中國科技專家的一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