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代病理學奠基人之一谷鏡汧逝世

谷鏡汧

谷鏡汧（1896—1968）浙江餘姚人梁輝鄉楊梅潭村人。病理學家。 1922年同濟醫科畢業，後留學德國，獲海岱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有編著《血吸蟲病學》、《病理學總論》、《病理解剖學總論》、《病理解剖各論》、《病理學總論、各論》等出版，曾捐資家鄉浚河，參與籌建餘姚陽明醫院[4]。
簡歷
　　1896年9月26日 出生於浙江省餘姚市梁輝鄉楊梅潭村。
　　1917年，畢業於青島德文專科學校。
　　1922年，畢業於同濟醫科（今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畢業後得同鄉銀行家宋漢章資助留學德國，進海岱山大學、柏林大學。
　　1922～1925年 赴德國海德堡大學和柏林大學深造，獲醫學博士學位。
　　1926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病理科助教。
　　1928年，籌建創辦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醫科學校），後學校改名作上海醫學院，親自任病理學講師、教授、教務長。曾代理上海醫學院院長。
　　1931年-1932年7月，於美國西余大學病理科進修（羅氏基金資助）。
　　抗日戰爭時時期，轉移至大後方，在四川、重慶繼續執教。
　　1932～1936年 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病理副教授、教授。
　　1937～1945年 任中央醫學院、中正醫學院、廣西醫學院、同濟醫學院病理學教授。
　　抗戰勝利後，歷任上海醫學院病理科主任教授、教務長、代理院長。解放後，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理事，中華全國病理學會上海分會主任委員，《中華病理學雜誌》副總編輯，中國醫學科學院寄生蟲病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教授等職務。谷鏡汧亦是《辭海》主要編寫人之一，上海市第四屆政協委員。
　　1946年 代理上海醫學院院長，主持上海醫學院遷回上海。
　　1946～1949年 任上海醫學院病理學教授、教務長、代理院長。
　　1949～1968年 任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教研室主任、院務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理事、病理學會上海分會主任委員、《中華病理學雜誌》副總編輯、中國醫學科學院寄生蟲病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結核病防治委員會委員。
　　1968年7月19日，因應急性胃潰瘍大出血病逝於上海。[1]
科研成就
　　從事醫學教育四十餘年
　　谷鏡汧在上海醫學院任教40餘年，他十分重視基礎課程，從校外聘請數學系、物理系教授來院任課。他非常重視病理教學，堅持認真備課，親自講授，到了晚年仍然堅持在教學第一線。他講課精練、透徹，總是反覆強調病理學的基本概念。在教學中，他重視理論聯繫實際，強調形態結構與功能相結合，病變與臨床表現相結合，倡導在高年級學生中召開臨床病理討論會，以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能力。他對青年教師體貼入微，要求嚴格，親自指導。他指導觀察標本細緻而深入，在病理診斷方面多有獨到之處。他極其重視病理學教材的建設，1950年編著《病理學總論》一書。寫作中幾易其稿，成書後，讀者紛紛反映該書概念清晰、論理透徹，深入淺出，文筆流暢，是一本具有中國特色的病理教科書。1960年，他又組織教研室全體教員先後編寫《病理學總論》、《病理學各論》、《病理檢驗技術》、《實用病理學提綱》等書，為潤色文字，他邀請語文專家進行修改。這些書成為中國高等醫學院校最受歡迎的教材。
　　正確評價菲爾紹
　　1959年，國內掀起了一場批判菲爾紹（Rudolf Virchow，或譯魏爾嘯、微耳和）細胞病理學的“學術風暴”，上海醫學院也不例外。谷鏡汧又首當其衝。在一片喧囂聲中，在真理與謬誤面前，毫無愧怍地捍衛了真理。他不人云亦云，不俯仰隨人，而是以其遠見卓識，慎重對待，表現得非常冷靜。他抽出不少時間，去中國科學院上海圖書館認真閱讀菲爾紹的德文原著和有關書刊，先後寫出了《魏爾嘯生平事跡簡介》、《魏爾嘯的細胞病理學》等文章。他運用唯物史觀，一分為二地分析和觀察問題，既肯定菲爾紹作出的劃時代貢獻，又指出他許多不正確的觀點。他公正客觀地評價前人，而不超越歷史時代去苛責前人。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沒有科學家的良知和勇氣是不可能做到的。
　　積極提倡屍體解剖
　　谷鏡汧身體力行，積極倡導屍體解剖。1950年，他在《大眾醫學》、《中華病理學雜誌》上發表文章，發起簽名運動，促進知名的科學家、社會名流生前立下遺言，志願死後作屍體解剖。他在上海市政協會上多次發言，申述開展屍檢工作的重要意義，得到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臨床學家的密切配合，使教研室屍檢工作得到很大的發展，從未有過間斷。這也為臨床、教學、科研積累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提供了珍貴的病理標本。他在上海醫學院建立了國內第一流規模龐大、病種齊全的病理標本陳列室。
　　他在身處逆境、慘遭迫害，身患重病的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自己死後遺體要做解剖的諾言，叮囑親屬將其遺體送去解剖，查找病變和病因。
　　理論聯繫實際進行科研
　　谷鏡汧畢生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他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導思想是“立足於國內”、“理論聯繫實際”、“洋為中用”。他著重研究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常見病多發病，希望解決中國自己的科研難題，從而建立中國自己的醫學科學學派和科研梯隊。
　　早年他的科研興趣十分廣泛。1930年代留學歐美時，他接觸到澱粉樣變的實驗研究。谷鏡汧不是一個一味追隨別人，亦步亦趨的人，他的研究著眼於此病為何在西方人中發病多，在中國則甚少。經過研究，他發現澱粉樣變的發病與膳食組成成分有一定關係，由於西方人的食物高脂肪、高蛋白質，而中國人則以植物蛋白質或素食為主，這種膳食成分的差異與該病發病有一定關係。
　　1939～1941年在昆明，他對當地高發的地方性甲狀腺腫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親自去屠宰場收集大量豬和山羊的甲狀腺腫標本，帶回實驗室進行研究。他潛心觀察和研究克汀病，並為之付出了極大的精力，最後完成了國內當時惟一的有關克汀病病理變化的論文。
　　1942～1944年，他在宜賓同濟大學執教時，對流行於川南的痹病進行了研究，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親自動手，飼餵動物，夜以繼日地進行實驗研究，最後終於揭開了痹病的真正原因——食鹽中的硫酸鋇中毒。
　　1950年代以後，他多次參加中國新發現疾病的研究，如1962年研究江西湖口病的病因，經多學科綜合研究發現該病與當地農藥中的有機汞中毒有關。他不遠千里，多次了解和親自觀察克山病屍檢的標本切片，參加全國克山病病因研究討論會並發表了自己對該病病因的看法。
　　在谷鏡汧的科研實踐中，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血吸蟲病病理研究，結核病的病理和發病機制研究，以及肝炎、肝硬變、肝癌的研究3個方面。
　　對日本血吸蟲病病理的研究
　　1950年代以前，中國南方農村是日本血吸蟲病高發地區。谷鏡汧組織和領導的科研力量，對血吸蟲病進行了有計畫、有步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早在1950年代初，谷鏡汧從血吸蟲病病理屍檢材料入手，親自整理和分析了近100例屍檢資料，撰寫了《血吸蟲病的病理變化》、《晚期日本血吸蟲病的病變》等文章。這些論文系統而細緻地揭示了該病在全身各臟器的病理變化，是迄今世界上對日本血吸蟲病病變最全面最詳盡的文獻。在此基礎上，他指導應越英完成關於腦血吸蟲病的研究；指導程德成等進行血吸蟲病引起的先天性侏儒的研究；以後，又進行了一系列利用實驗動物有關發病機制的研究，包括幼蟲在動物體內穿行造成的損傷和病變，又在屍體皮膚上觀察尾蚴入侵的過程。
　　1963年，他對血吸蟲病肝硬變發病機制的研究，達到了他對血吸蟲病研究的“高峰”。他一方面進行動物實驗，一方面利用屍檢標本進行塑膠灌注和病變的立體重建，分析和研究晚期血吸蟲病在肝內門靜脈分支系統中一系列細緻的病理變化。結果證明，晚期血吸蟲病時，大量蟲卵堆積於門靜脈分支的入口靜脈處，引起肝內門靜脈區周圍高度纖維化，使門靜脈血液在進入肝竇之前即發生阻塞——所謂竇前阻塞。由此而產生的門靜脈高壓要比一般肝硬變出現得早，食管靜脈曲張、脾腫大、腹水等的程度也更嚴重（因為一般的肝硬變中的門靜脈高壓系由竇後阻塞或其他原因所致）。這一科學論斷對於指導臨床治療晚期血吸蟲病門靜脈高壓症起到重要作用。
　　結核病的研究
　　谷鏡汧對結核病病理形態及形態發生學的研究有許多獨到之處。從1950年代起，臨床上開始使用一系列抗癆新藥，如鍵黴素、異煙肼等，胸外科也大力開展肺葉、肺段切除術，他對如何控制結核菌株，以及空洞治療機理、結核球的處理等問題很感興趣，組織了教研室一批骨幹力量，親自帶頭與臨床學家吳紹青、崔祥賓，微生物學家鄭子穎，組成多學科協作組，針對臨床提出的以上問題進行研究。他們相互配合，解決了防治工作中出現的實際問題。他們研究胸外科切除的肺結核標本，發現經過以上藥物治療後，結核性空洞吸收加快，肉芽組織豐富，還可以發生開放性癒合。他們認為，近年來結核球病例的增多，患者年齡的變小，穩定性的增高也可能與抗癆藥物的廣泛使用有關。
　　谷鏡汧認為無論從臨床角度還是從病理角度看，結核球儘管是一種局限性病變，但還是手術的適應證。鍵黴素治療可能導致結核性腦膜炎後期粘連並發腦積水，谷鏡汧對此也提出了有力的證據。對結核桿菌耐藥性問題，他們做了一系列的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小鼠經敏感菌株感染後，異菸肼治療效果非常顯著，受耐異菸肼菌株感染後，則無療效可見。谷鏡汧與臨床肺科專家的合作也成為科研協作中的良好典範。
　　肝病的研究
　　1960年代以前，許多肝臟疾病的根本性問題（如肝硬變的病因學，肝硬變的分類，中國究竟是哪一類肝硬變為主，病因為何）尚未澄清，肝炎的病毒學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肝炎如何引起肝硬變，肝硬變與肝癌是什麼關係等也不清楚。1950年代以後，一方面由於臨床認識的提高，一方面由於中國流行性肝炎，實際發病數也有增加。1960年代初，又出現原因不明的“肝腫大”，肝硬變、原發性肝癌病例逐漸增多，這些情況引起谷鏡汧的嚴重關注。
　　他首先注意到，西方人中的門靜脈性肝硬變絕大多數與飲酒有關，即所謂酒精性肝硬變，是以肝脂肪變為基礎病變的。而中國的肝硬變情況就不同，他逐一複查了上百例肝硬變屍檢標本，排除了酒精性肝硬變的可能。他在《原發性肝癌》一文中指出，中國人的肝硬變中與傳染性肝炎最有關係的是壞死後性肝硬變，其次是混合性，再次則是門靜脈性。同時又指出傳染性肝炎能引起各種類型的肝硬變，並通過肝（或膽管）細胞的增生、間變，最後發生癌變。因此，他認為傳染性肝炎與原發性肝癌的病因學關係值得重視。此外，他在該論文中進一步闡述了血吸蟲性肝硬變只引起肝細胞嚴重的萎縮，一般無肝細胞增生，更沒有癌變的可能，從而排除了血吸蟲病與肝癌的病因學聯繫。這篇總結了107例屍檢原發性肝癌的科研論文，反映了自1938～1960年上海市全部3498例屍檢中肝癌病例的病理學，也反映了中國原發性肝癌病理形態學及病因學的基本情況。因此，當該論文在第八屆莫斯科世界腫瘤會議上宣讀時，受到了與會者的關注，該文是國內最早全面提出肝炎與肝癌在病因學上聯繫的論著。
研究領域
　　從事病理學教育研究40餘年，造就醫學人才甚多。
　　對血吸蟲病、絲蟲病、肺吸蟲病、結核病、肝臟疾病有研究，並考察少數民族地區的地方病，重視、推廣屍體解剖。[2]
主要論著
　　1 谷鏡汧.血吸蟲病之病理變化.上海醫學院季刊，1936，1：113.
　　2 谷鏡汧，等.含鋇鹽急性中毒之動物試驗與痹病附人體中毒之病理剖驗報告一例及動物試驗結果報告計犬兔共三十四例.中華醫學雜誌（重慶），1945，31：1：5.
　　3 谷鏡汧.論病理解剖意義的重要性.大眾醫學，1950，3：69.
　　4 谷鏡汧.再談病理解剖的重要性.大眾醫學，1950，5：190.
　　5 谷鏡汧.血吸蟲病病理變化.醫學小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1～46.
　　6 谷鏡汧，主編.病理學總論.上海：華東醫務出版社，1951.
　　7 谷鏡汧，編.實用病理學提綱.上海：華東醫學生活出版社，1952.
　　8 吳紹青，谷鏡汧.結核菌對異菸肼的耐藥性與致病力的關係.中華結核病科雜誌，1957，2：82.
　　9 谷鏡汧，等.100例肺上葉的結核病病理變化的分析.中華結核病科雜誌，1958，2：109.
　　10 吳紹青，谷鏡汧，等.對異菸肼敏感與耐異菸肼結核菌感染小白鼠的實驗療效.中華結核病科雜誌，1958，3：201.
　　11 谷鏡汧.病理檢驗技術.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
　　12 谷鏡汧.病理解剖學總論.上海：上海第一醫學院，1960.
　　13 谷鏡汧.病理解剖學各論.上海：上海第一醫學院，1960.
　　14 谷鏡汧，等主編.病理學各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1.
　　15 袁承熾，谷鏡汧，等.肺結核切除標本臨床、病理及細菌的綜合研究.中華醫學雜誌，1961，6：358.
　　16 谷鏡汧.魏爾嘯的細胞病理學.解放日報，1961.11.10.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