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記者、編輯、報刊出版家胡政之出生

胡政之（1889～1949年4月14日）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生平
　　1889年出生官宦家庭，1906年，胡政之父親因病死於五河縣知縣任上時，17歲的胡政之不得中途輟學，離開安慶省立高等學堂而扶柩回四川。1907年自費赴日留學，1911年歸國。
　　1912年應聘出任上海《大共和報》日文翻譯，後繼任編輯、主筆，編髮專電，兼寫社論。
　　1915年被派駐北京，以訊息快捷受到業內注意。1916年安福系王郅隆接辦大公報後聘為經理兼總編，開始對《大公報》進行改革，將原有記者開除，同時聘請林白水、梁鴻志、王峨孫等為特約訪員，每天以電話向天津發訊息，或以快郵寄稿，新聞因此大有改觀。同時對版面進行了改革，拋棄舊式書冊，改用西式通欄，版面設計都不斷提高。在此後一系列事件，如張勛復辟、新文化運動中都發表過不少有分量的報導和文章。同時也密切注意國際動向，1918年作為大公報記者前住歐洲採訪巴黎和會，也是與會的唯一中國記者。1920年7月回國後不久辭職，後在上海組織國聞通訊社。
　　1926年9月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
　　1945年4月，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以中國新聞界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籤字。
　　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4月，胡政之突然病發，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輾轉病榻一年後，1949年4月14日在上海去世。
家庭
　　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弟胡選之。 妻子：顧俊琦(胡的續弦，抗戰初期成婚，顧維鈞的內侄女。1951年春隻身出走香港，後前往美國。)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國，其他子女都留在國內：長子胡濟生、次子胡冬生、胡燕(前妻之女)、胡德生(顧氏所生)
　　青年查良鏞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問：“胡先生，你就會回來嗎？”胡回答：“就會回來。 ”
　　說完淡淡一笑。在這笑容中，查良鏞看到了一種悽然的神色，於是立在門口呆了許久。
　　《大公報》總經理沒有再回來，連他的名字都漸被湮沒。年輕的《大公報》職員後來成了名滿江湖的大俠，是為金庸。金庸回憶，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年屆六十的“老總”夜以繼日，和同人們同吃同住，不辭勞苦，“其人格深深感動著年輕後輩，雖然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卻永生難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發，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輾轉病榻一年後，他在上海黯然謝世。學者傅國涌稱之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學者謝泳指出，在《大公報》同人心中，胡先生的離去是一種不祥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或許有一些暗示。
　　謝泳認為，半個世紀以後，可以這樣解讀當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開始謝幕，在隨後的歲月里，《大公報》這個名字仍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說《大公報》已死，是懷念一種消亡的傳統。在這個短暫的傳統中，自由知識分子得以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通過報紙“文人議政”。如謝泳所言，中國近世本有兩個新聞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身上的那種報人風采，也已不可追。
　　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大共和日報》的總編輯，31歲任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北京《新社會報》的主編，此後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
　　名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後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大公報》舊人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於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這樣描述他在報社內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處理髮行、廣告等經理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評比各報內容，尋找新聞線索，指令記者採訪；晚上和吳鼎昌（社長）、張季鸞（總編輯）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還撰寫幾篇社評。他掌握報社經營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習以為常。
　　後世嘆服，如此既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又能披堅執銳，奮戰采編一線的報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為一代社會賢達，國民黨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絕了，一生以報人自任。抗戰勝利後他到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他是否願意出任行政院院長，拿洋房汽車招待他，他卻謝絕了，自己跑回《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
　　作為報人，他有著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的經歷。1919年，他曾以記者身份，前住歐洲採訪巴黎和會，不僅是到會的惟一中國記者，也標誌著中國記者採訪重大國際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以中國新聞界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籤字
評價及影響
　　通常認為，開創新記《大公報》三巨頭中只有張季鸞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沒有胡政之的經營管理、吳鼎昌的資本，《大公報》的成功也是無法想像的。三個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報》的時間最長，從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後達27年之久。對胡的貢獻常用管理來加以概括。但近些年學界也開始對其早期獨自經營大公報時期的作用開始重新審視。
　　胡政之一生，有兩件事最為後人爭議，一是他為了《大公報》的發展，曾經向國民政府申請過20萬美元的公價外匯，這被許多人指為是受國民黨的津貼；二是在國共和談將破裂的時候，蔣介石要開國大，要制定憲法，胡政之作為社會賢達，參加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