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日刊》創刊

1917年1月28日《甲寅日刊》在北京創刊。該刊分公社評、時評、要聞、外電、文苑、傳記、通信、雜組、隨筆、瑣談、本來紀事、海園春秋等欄目，它的主要撰稿人有章士釗、李大釗、邵飄萍和高一涵等人，由章士釗主辦。
章士釗在創刊號《發端》社論中闡述創辦該刊的宗旨。在他看來，袁氏帝制已廢除，共和制開始逐步建立，這是新舊代謝、時序莫復的不可抗拒規律。對於北洋政府，他表示絕非於現在有所典庇，要找出政治弊端，給以適當藥劑，而決不要拋棄。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他認為決非理想之域，但吾人不可逃之。因此，舍尊今，別無良法。當今現實政治，新舊相衝，錯綜百出，欲爬梳而調理之，所須調和質劑之功。最後章士釗主張勿妄憶過去而流於悲觀，勿預計將來而蹈乎空想，腳踏實地從所踏處做去。
1914年6月，李大釗在日本與章士釗相識，並曾為《甲寅月刊》撰稿，很受章的賞識。兩人開始建立友誼。這次章創辦《甲寅月刊》，李是積極支持的。在當時，李大釗在反對帝制、主張共和等政治觀點上與章士釗基本相同。但李的思想激進得多。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甲寅之新生命》，主張依據宇宙進化的規律，要求該刊隨著世界進化而蛻演、流動。他認為在社會前進中，該刊必須儘自己最大努力，亦宜千百萬倍於疇昔，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樣，由於甲寅的努力，可以奮發我國民的努力；用甲寅的進化，可以開導我國民的進化。這是該刊的責任。
在辦報過程中，章士釗與李大釗經常發生矛盾，主要是在對待現政府和研究系、政學系問題上，兩人所持態度不盡相同。經高一涵勸說，彼此談妥，雙方默契，不談內政，多寫國際問題文章。直到1917年5月初，李大釗回樂亭探親，除寄兩篇通訊外，便不再為日刊撰稿。邵飄萍也於5月內離開。6月9日張勛的辮子軍先頭部隊開進北京。章士釗躲避於天津。11月發表緊急聲明，聲稱秋桐久已離京，與本報脫離關係。此後，由高一涵一人支撐門面。同年6月19日停刊，共出刊50號。日刊的主要思想傾向為反對封建帝制復辭，主張實行民主共和。
日刊是在袁世凱復避帝制失敗後創辦的，作者們慶賀袁世凱身死和帝制的復滅，盼望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國出現。
日刊評論指出，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種離心主義之勢力日見伸張，這種離心主義就是自治、民治、民主主義，它與專制主義、向心主義相對立、民主主義是世界發展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縱有千百拿破崙與威廉二世，亦將為向心主義最後之犧牲，何況一袁世凱。它希望政治當局，稍顧世界離心主義之大勢，而自覺省焉。
日刊最崇拜的是美國和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信仰自由。
袁世凱及其封建餘孽的復辟活動，往往打著尊孔的旗號，康有為並上書總統、總理，主張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李大釗等人連續發表文章批判這些謬論。
李大釗說：我們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高一涵的《孔教問題評議》也指出，由於孔教大義，在於尊君。孔道精華托於專制；因此我們反對孔教規定於憲法之上。退一步說，就是孔教是主張民主共和的，也不能列入憲法之中。因為一尊則依賴模稜之性成，獨立自製之念薄，依違瞻顧，不得自抒其特長，拘束人民心思。
在日刊上，反對日本侵略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李大釗《黃金累累之日本》一文，提到在第一次歐戰中，收拾黃金最多，獨有日本一國而已矣。這些黃金如何運用呢？他作了具體分析：黃金像洪水，似增師造艦猶為可懼，提醒大家不要讓這盆禍水潑向中國。在《旅行日記》中寫到，他進入昌黎大德增客棧，看見冀東一帶商人帶著家眷去東北三省，感到很高興。他說：昌、樂、撫、灤等縣，向來往東經商者，皆不攜眷，所以終不能植深厚之根據於東省，今則漸漸覺悟矣。國人多一個定居東省者，即日本人少一個侵入東省者，斯不獨一鄉之幸也。李大釗十分關心國家民族危亡，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問題上，想得比別人多，也比別人深。
該刊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也竭力樹立中華民族的自尊，主張中華民族要獨立於世界之林。
注意分析歐洲各國政治形式，著重介紹了各國社會黨的和平運動。
重視對俄國二月革命的研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立即引起該刊的注意，連續發表多篇文章，介紹此次革命情況，探索革命的起因和影響。其中尤以李大利的《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較為系統全面。
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揭露和抨擊當時社會弊端。
對於農民和城市廣大工人的艱難困苦生活，在該刊上都有所反映。該刊還對不合理的現實社會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該刊還通過詩歌、小說、諺語、諧文等形式，揭露軍閥、官僚、政客上層社會的腐敗生活。如張究公寫的《北京竹枝詞》數首，對他們的腐朽生活作了形象的描繪。什麼宴會忙：請帖揮成付信差，軍人政客坐團圓。還有什麼捧角忙：樓名廣德歡歌舞，囑咐車來莫太遲。疏通忙：拍馬吹牛擅長技，國亡家破也何妨等等。軍閥政客們的醉生夢死的生活，與勞動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該刊對青年和學生問題也曾發表自己的見解，指出學生問題在中國和工人、農民、婦女問題一樣重要，中國之學生，實為最可憐之一階級。袁氏稱帝時，亦視學生如蛇蠍。它並得出結論說歐美之革命，泰半淵源於工人之呼號；中國之革命，則全醞釀於學生之運動。
在6月17日，該刊報導了張勛謁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訊息，揭露他們的醜惡嘴臉。
這樣的一個雜誌自然難為當局所容，1917年6月19日《甲寅日刊》正式停刊。